床笫之间 精彩片段：
心理之城
玛丽在威尼斯一家女性主义书店上班，又是这家书店的半个主人。我到洛杉矶的第二天，午饭时分在那里跟她相遇。当天晚上我们就做了情人，此后不久又成为朋友。第二周的星期五开始，整个周末我已经用链子把她的脚拴在床上了。她对我解释说，干那种事儿属于“为了走出来而必须走进去”。我记得她特意（后来，在一家拥挤的酒吧）要我郑重发誓，如果她请求放了自己，千万不要听。因为急于讨新朋友欢心，我买了条漂亮的细链和小巧可爱的锁头。我用铜螺丝把一个钢圈固定在木床的底座上，然后一切准备妥当。那几个小时里，她不断地恳求放了她，虽然有些不解，我还是下了床，冲了个澡，穿好衣服，换了双地毯上用的拖鞋，端了个大煎锅让她往里撒尿。她试着换成一种决然而又理智的腔调说话了。
“把这个解开，”她说。“我受够了。”我承认她吓到我了。我给自己倒了杯喝的，匆匆走出去到阳台上看落日。我没有丝毫兴奋感。我心想，如果我解开锁链，她会蔑视我太软弱。我要是继续把她拴着不放，她可能会恨我，但那样做我至少信守了自己的承诺。苍白的橘黄色的太阳沉没在雾霭中，透过关闭着的卧室门，我听到她在冲我大喊大叫。我闭上双眼，一心想着自己没什么可指责的。
我有个朋友曾在一个上了年纪的人那里做心理分析，那人在纽约这一行里是个资深的弗洛伊德门徒。有一次，我的朋友终于忍不住说了些怀疑弗洛伊德理论的话，说其缺乏科学上的可信性，在文化上有失偏颇等等。他刚说完，那位心理分析师便温和地笑着回答说：“瞧瞧你周围吧！”然后展开手掌指着舒适的工作室，橡胶树和秋海棠，摆满书的墙壁，最后，手腕朝里一弯，用这个既表示热情又强调自己颇有品位的衣领的动作说：“如果弗洛伊德错了，你真会觉得我现在能在这种地方待着吗？”
回到屋里后（太阳已经落下去了，卧室里悄无声息），我用同样的姿态对自己说，这件事真相很显然，我这是信守诺言。
尽管如此，我还是感觉很无聊。我从一个房间游荡到另一个房间，把灯逐一打开，然后在过道墙壁上斜靠着，打量着已经熟悉的东西。我支起乐谱架，取出自己的长笛。我多年前就自学吹奏，错误依然不少，而且因为习惯而更为严重，对此我也无心再纠正了。我从不像理应做的那样用手指的最尖端去按笛孔，而且我的手指扬得离笛孔太高，所以没有任何可能灵活地吹奏快调段落。我的右手腕总是不放松，在需要的时候，不肯以某种轻松的直角落到乐器上。我吹奏的时候总是没法挺直脊背，相反却佝偻着腰看着乐谱。我的气息也不听腹肌的控制，随随便便地从喉咙深处吹出来。我吹奏时的唇形也不对，过度依赖某种甜腻的颤音。我也不会控制什么力度大的重音，只会些轻柔的或者声音大点的。我也懒得去自学高过G调的乐曲。我的音乐能力捉襟见肘，稍微异常点的旋律就会让我不知所措。主要是我没有雄心去吹奏那半打曲子以外的作品，犯的错误都千篇一律。
第一首曲子吹了几分钟后，我想起她在卧室里听着，“迷狂的听者”这个短语溜进我的头脑。我吹奏的时候，设计了好几种办法，可以把那些词语不知不觉地套进一个句子里，弄出句不起眼又轻松的俏皮话，其中的幽默可以拿来阐释目前的情景。我放下长笛，朝卧室门走去。可是我还没有组织好句子，手就在某种麻木的自动机制的作用下推开门，我站在玛丽面前。她坐在床边梳着头发，链条得体地被毯子遮掩起来。在英国，像玛丽这样伶牙俐齿的女人可能会被认为极具侵略性，可是她的态度很温和。她身材短小，体格非常厚重，脸庞给人又红又黑的感觉，嘴唇深红，眼睛黑黑的，面颊呈暗淡的苹果红色，头发像焦油般漆黑又滑软。她的祖母是印第安人。
“你想干什么？”她尖声尖气地说，没有停止手的动作。
“噢，”我说，“迷狂的听者！”
“什么？”看我不想重复自己的话，她便说想自己一个人待会儿。我在床边坐下，心想，如果她求我放开她，我会立刻这样去做。可她什么都没说。她梳完头发就在床上躺了下来，手交叉着放在脑袋后面。我坐下来看着她，等待着。询问她是否愿意放开她的想法似乎很荒唐，如果不经她的许可就放了，那又会很可怕。我都不知道这是一个意识形态还是性心理的问题。我又回去吹我的长笛了，这次我把乐谱架搬到公寓最远的尽头，关上中间隔着的几扇门。我希望她听不到我的声音。
星期天早上，我们之间经过24小时不曾打破的沉默后，我放了玛丽。锁头弹开的时候，我说：“我来洛杉矶不到一个星期，可是感觉自己已经脱胎换骨了。”
虽然有真的成分，这样说还是想刻意讨她欢喜。玛丽一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另一只手揉着自己的脚说：“会这样的。这是一座众城尽头的城市。”
“它横跨六十英里！”我附和说。
“它纵长一千英里！”玛丽狂野地尖叫道，然后伸出两条褐色的胳臂搂住我的脖子。她好像已经找到了自己希望寻找的东西。
可是她无意去解释。后来，我们就去外面一家墨西哥餐厅吃饭，我等着她说起周末拴住的事儿来，最后，我忍不住问时，她问了个话题给支开了。“英国真的处于全面崩溃状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