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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东老区红军史_第七章 第三次反“围剿”战争

曲涛李仲立
中国历史
总共14章(已完结

陇东老区红军史 精彩片段:

第七章 第三次反“围剿”战争

1935年8月,蒋介石为了剿灭陕甘革命根据地,调集十万大军分五路向陕甘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反“围剿”的战争初期,以刘志丹为首的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采取了集中主力红军,利用敌人矛盾,避强打弱,最后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方针,从而取得了反“围剿”战争的初步性胜利但是,就在反“围剿”战争的最关键时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钳误却在陕甘根据地恶性膨胀,酿造了错误“肃反”的灾祸,造成了反“围剿”战争的严重困难局面,使陕甘根据地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在这存亡绝续的危急关头,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甘根据地,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建蒋介石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与此同时,党中央及时纠正和制止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在陕甘根据地的错误“肃反”,消除了根据地面临的危机局面,保证了陕甘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从而使陕甘根据地成为全国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地。

一、陕甘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开始

1935年8月间,蒋介石置“华北事变”后的民族危机于不顾,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方针,在对陕甘边,陕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又向陕甘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三次军事“围剿”,妄图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前,消灭西北红军和全国仅存的这块革命根据地。这次“围剿”规模更大,先后调集了东北军、中央军和陕、甘、宁、晋、绥五省军阀井岳秀、杨虎城、马鸿逵、李贵清等部的部队,还有毛戡的参谋团,仅用于第一线的兵力就达15万之多。为了统一指挥这次“围剿”,国民党反动派于1935年11月1日,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蒋介石亲任总司令,钱大钧为参谋长,吴家象为秘书长。下设办共厅,从11月3日起,开始办理“剿共”事宜。敌人的围剿兵力部署是:在东面,阎锡山的晋军主力部队延黄河一线向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动由东向西的进攻;在西面,除原来的陕、甘、宁三省军阀外,又投入东北军八个师的兵力,沿环县、庆阳、合水至彬县、长武一线向根据地推进;在北面,敌八十六师和八十四师在清涧、绥德、米脂、横山、神木等地驻防;在南面,东北军主力第六十七军等部沿洛川一线向根据地大举进攻。蒋介石在这次围剿中采取的作战方针是以东北军为作战主力,以根据地南线为主攻方向,运用南进北堵、东西夹击的战术,企图聚歼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于陕甘地区,一举摧毁陕甘根据地。

面对蒋介石这次大规模的“围剿”的严重形势,虽然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有了很大发展,武器装备有了很大的改善,每个步兵连都配备了六挺机枪,还建立了三个迫击炮连,每个炮兵连都配备迫击炮4门,但敌强我弱的形势仍未改变。红军和游击队总兵力不到一万人,只及敌军的十五分之一,而且第二次反“围剿”战争刚结束,红军没有很好的修整。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反“围剿”方针,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作战方针问题上,当时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主张红军采用运动战,配合以阵地战的方式,全线出击,攻打延安、清涧、瓦窑堡等坚固据点;另一种意见是主张根据敌强我弱的的特点,集中红军主力,利用敌人矛盾,避强击弱各个击破敌人。为了统一思想, 7月21日,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红军主力兵团集结于杨家园一带,准备休整数日后再战。在这里,刘志丹着急红军主力部队团以上干部举行了反“围剿”军事会议,研究反“围剿”的战略战术原则及军事部署。刘志丹在会上分析了敌情后指出,敌人调动那么大的兵力,貌似强大,但也存在弱点,由于交通运输路及车辆的限制,加上粮草缺乏,各军阀都有保存实力、地盘的打算。敌军各线的“围剿”行动不可能完全协调一致,因此,敌军调动部队于兵力展开的时间也不额能整齐划一。这就为红军集中主力,各个歼灭敌人,提了条件。

据此,六和子弹各前敌总指挥部决定,集中红军主力团,乘敌之隙隙,各个击破,积小胜为大胜,粉碎敌人的“围剿”在蒋介石的“围剿”部署没有完成以前,首先打击伸入我东线一带根据地的阎锡山先头部队,挫败阎锡山山西渡黄河的阴谋然后挥师南下,趁第立足未稳之际,寻机歼灭伸入根据地南线一带的东北军六十七军一部,粉碎了敌人的整个“围剿”动。为了配合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的作战行动,红二十六军第一团和骑兵团仍在漯河以南和咸榆大道东西两侧的苏区坚持斗争,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迟滞南线敌军的行动,各路游击区的游击部队、赤卫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袭击敌军物资的运输队,粮草武器的堆转站,骚扰牵制西线敌军的行动。

在西北军委和前敌总指挥部的正确万针指导下,西北红军主力军兵团和游击队、根据地群众众志成城,严阵以待,迅速做好了反“围剿”的准备工作。西北红军主力军兵团乘敌人整个“围剿”部署尚未完成之际,先发制人,迎头痛击西渡黄河的晋军耳朵先头部队。8月10日。刘志丹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法。突然挥师吴堡,包围慕家塬据点的敌人。引诱宋家川、辛家沟、郭家沟三个据点敌军来援,在运动中歼灭敌军。按照统一部署,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向慕家塬晋军据点发动进攻因敌依托碉堡顽抗,红军数次进攻受挫,遂由团长王世亲摔130名战士组成突击队,在猛烈火力掩护下,前仆后继、顽强冲锋,反复夺取,经过苦战最后将敌200余人全部消灭与此同时,由宋家川、辛家沟、郭家沟三个据点来援的敌晋军一个营又两个连,全部被红军部队包围歼灭。此战歼敌六个连,600余人,缴获长短强600支。初战告捷。机打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斗志,军民同庆,奔走相告。敌军遭受突然打击。惊魂不定,误认为刘志丹要摔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北上神父地区,急忙在黄河两岸增兵加强防御,时刻准备应战。

根据敌情特点,刘志丹和前敌总指挥部决定,利用敌人的错觉,贴标语、三传单、开大会、扬言北上打通佳(县)、吴(堡)、神(木)、府(谷)苏区的联系。用假象造成敌军部署上的失误,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则秘密挥师南下,寻机再战。8月11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刘志丹率领下南下行军至绥德县义尚坪地区时,接到朱理治和聂洪钧以西北工委名义所写的指示信。该信要求红军主力兵团向北发展,转攻敌人的堡垒地带,歼灭敌八十六师二五八旅,打通佳、吴、神、府苏区的联系,并要求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护送陕北苏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霍、维德同志等一批党政干部,到神府苏区开展工作。

8月12日,前敌总指挥部立即开会进行看了研究,会议认为,敌人错误地判断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北上神府,已作了阻击红军主力的准备,从300余华里的华里堡垒地带红军要行军作战,虽然能够打过去,但势必付出极大的伤亡代价,加之敌如发现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北上神府地区,则会调动瓦窑堡守敌和清涧县敌军部队直奔水坪镇,袭击陕甘根据地的后方机关。党政领导机关则会受到戚胁和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丢开冒进的晋军不打,远途在敌堡垒地带与敌八十六师拼消耗,是一种本倒置的失算。据此,此。前敌总指部决定,暂不执行北方代表团和西北工委的这已指示。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继续南下,寻机打击晋军,并请霍维德等一批党政干部暂回永坪镇。

8月中旬,刘志丹和前敌总指挥部率领西北红军主力兵兵团继续南下,在延家畔与敌军一个营遭遇,红军将其打垮,消灭了一批敌人,后转进到绥德东南部的新庄一带。这时,阎锡山的晋军孙楚、李生达摔2500余人,由宋家川度过黄河。到达吴堡寻找红军主力部队决战,当敌进剿部队到达定仙塬时。积极准备构筑工事。与红军作战。此时,前敌总指挥部决定,乘敌人立足未稳之机,采取“围点打援”战术,消灭敌人。于是命令红二十六军第二团一部红军主力迅速赶到定仙墕与游击队、赤卫军一起将守敌一个营团团包围,吸引敌人来援。在红军主力、游击队,赤卫军的包围下,定仙墕守敞一个营饥恐交加,连水都吃不上。粮食烧柴也很困难。守敌营长史泽波,日日夜夜夜叫苦连天,央求派兵求援或接他们撤出包围圈。这时,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所属的红二十六军第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和红二十七军第一团、第二团埋伏在援敌的必经之路,准备围歼袁军。8月20 日,晋军李生达部第三旅长马延寿率第六团自枣园出发前来增援,党敌进至十墕圪塔山腰时,红二十六军第二团依托工事,堵住了敌人的前进道路,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从两翼进攻,占领制高点,并向敌进军纵队试试锐不可当的侧击行动。红二十七军第一团和第二团也迂回截击敌军,不让其后撤逃跑。在红军的三面攻击下,敌集中全团迫击炮和轻重机枪,猛攻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的阵地,企图向定仙墕靠拢。红二十六军第二团顶住了敌人的进攻,并使突击队大胆插打乱了敌前卫营的建制,晋军在红军的分割包围中全线崩溃狼狈逃散。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将敌军逼到沟底,红军战士、赤卫军,当地群众奋勇下沟捉敌,激战持续到下午二时,除个别敌人化妆逃跑外,全部歼灭敌军。此战红军歼敌2000余名缴获长短枪1980支。轻机枪69挺,“八二”迫击炮2门,骡马80余匹及其他军用物资一批。定山墕之战,创造了西北红军战史上耳朵辉煌纪录。此战打垮了东线之敌的进攻,晋军除留一部分兵力收缩在宋家川到枣林坪,石堆山到绥德三十里铺的两条封锁线上之外,其他各部分全部撤回黄河东岸,至此,陕甘根据地的东线威胁被彻底解除,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可以比较放心大胆地对付南线敌军的行动。

定山墕战斗后,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按照前敌总指挥部的作战计划,迅速向南运动,准备接近南线的敌东北军,寻机作战。8月25日。不对到达延川的文安驿一带休整,进行短期的战术、技术训练,开展南线作战耳朵各项准备工作。

这时,中央驻西北代表团书记兼西北工委书记朱理治到文安驿。8月27日,前敌总指挥不部在文安驿召开会议,会议议题有两项:一是有朱理治想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的连以上干部传达7月中旬中共西北工委永坪镇扩大会议上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决议:二是讨论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下一步的作战方针。第一项议题用了三天半时间,朱理治系统地传达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决议”。对于朱理治传达的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决议及其他指示信。广人红军干部都不能理解,更不能接受,因而提出了一质疑。朱理治对部队干部的质疑不但不作解释,反而认为这是“右倾饥会主义者布置的阴谋。”

在讨论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下一步作战行动方针时,朱理治和郭洪涛等人要求“运用红军的基本的运动战策略,配合着阵地战坚决地进攻敌人”,要求红军夺取延安、清涧、瓦窑堡等“中心”城镇,首先是夺取瓦窑堡。这冲不符合实际的作战指导方针,受到刘志丹和与会大多数红军干部的强烈反对。刘志丹等人认为,西北红军目前装备条件,还不能担负以攻坚战、阵地战等形式夺取中心城镇的任务。对余敌重兵驻守的瓦窑堡等中心城镇。只能使用游击队队和赤卫军以及根据地群众层层包围的方法采取长围久困的战术,分化瓦解的策略,相机夺取,绝不能用强打硬攻的战术。面对15万敌军:大规模的“围剿”,西北红军主主力兵团下一步的作战方针应该是足挥师南线,对立足未稳的东北军寻机打击,并用抗日反蒋收复东北失地的宣传去瓦解敌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不断歼灭东北军的小股部队,在运动中歼灭敌团级建制的部队,集小胜为大胜,最后打垮南线敌军的进攻,其他方面的敌军就不敢长驱直入了,这样敌人的“围剿”就一定会被粉碎。刘志丹的真知灼见,得到了广大红军干部的拥护,但朱理治固执己见,最后用中央驻西北代表团和西北工委书记的权利,决定置南线敌军进攻主力于不顾,命令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先强攻瓦窑堡和清涧县的守敌。

文安驿会议之后,在朱理治的强迫命令下,刘志丹和前敌总指挥部被迫进行攻击瓦窑堡耳朵准备,前敌总指挥部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沿永坪川、青坪川两路向瓦窑堡城郊外围运动。与此同时,刘志丹命令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到南线侦察敌情,进行小规模的作战,摸索东北军的的作战规律和技术装备情况。积累经验,以保证红军主力兵团南下作战的胜利。8月30日,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在团长黄罗斌、政委罗佩勋的率领下,按照刘志丹部署挥师南下,进入鄜县地区。9月10日,红俄日十六军第三团余鄜县游击队、甘泉游击队密切配合,诱出驻中部龙坊镇的敌东北军一一0师,红二十六军第三团采用伏击战术,歼敌一个营,俘敌200余人。此时,从俘敌中得知敌进驻延安后,准备对红军主力进行大规模“围剿”及具体部署等重要情报。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将情报上报前敌总指挥部。前敌总指挥部立即命令红二十六军第三军团转移至洛河川的夏寺湾地区集结待命。

这时,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刘志丹的率领下,进抵瓦窑堡郊外季节集结。刘志丹亲自带领团以上干部对瓦窑堡的城防工事及地形进行勘察。经过勘察,发现瓦窑堡防御严密,人在城外构筑了大量工事,城墙内外碉堡林立,工事阵地相连。整个防御系统发构成了强大的火力网,相互支援,城外和碉堡外部都挖有陷坑相套连接成梅花换,围绕在城堡周围。每个梅花环套的陷坑宽约30-50米,坑深3-5米,坑底载立着枣木尖桩、竹尖桩和不跟金属锐器。只要滚下陷坑就会使人体受到损伤,失掉战斗力。那梅花陷坑,又都处在碉堡的各种火力的控制之下。刘志丹勘察敌人工事布局后,认为在敌人这样防御体系之下,以红军现有的装备和兵力,硬打强攻全部伤亡也无济于事。硬功瓦窑堡,只能是我们成为历史罪人。红军干部也异口同声地说,朱理治制定这样的硬性任务,会把西北红军主力力兵团毁灭掉,会把全军指战员白白地伤亡完。经过研究,刘志丹决定不执行强攻瓦窑堡的任务,另寻战机,歼灭敌人。

作品简介:

《陇东老区红军史》是一部记述陇东老区红军创立、发展和壮大历程的学术性著作。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环境中,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为挽救革命,先后来到了陇东地区,他们经历了无数次的挫折和失败,终于创建了南梁游击队,揭开了西北地区“工农武装割据”的序幕。此后南梁游击队与陕北游击支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不久又相继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和红军第二十六军,从此,红色的铁流冲击着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的根基。中央红军和南方各苏区的红军长征到达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后,陇东老区的红军主力部队、地方部队、赤卫军在中央军委的统一指挥下,南征北伐,东征西讨,为陕甘宁苏区的扩大作出了新的贡献。

作者简介:曲涛(1960.6—),男,山西省运城市人,1976年1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1982年6月毕业于西北师大政治系,获学士学位,曾任陇东学院政法经管系主任、教授、陇东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现任陇东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主要从事有关陇东老区问题的研究工作。撰写出版《陇东老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走出困境:陇东老区现代农村经济研究》、《陇东老区政权史》、《陇东老区红军史》、《红色足迹:陇东老区重大事件述评》等学术著作,并在国家和省级以上学术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部分学术成果荣获1995年甘肃省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1998年甘肃省高校社科三等奖,2002年甘肃省第八届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

李仲立,甘肃省庆阳师专(现为陇东学院)历史系的筹建负责人之一。先后担任历史系主任、教务处长、副校长等职,兼任西北大学硕士生导师和甘肃省史学会副会长等职务。他从教40余年在史学研究和高校管理研究上颇有建树,出版专著7部,发表论文40余篇。其中《陇东老区教育史》、《陇东老区政权史》填补了甘肃史研究的空白,均获省教委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作者:曲涛 李仲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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