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中国人 精彩片段：
梦想者告别第九王国
刘学慧 译
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把一个独特而又符合规则的国家称为“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可是，为了让这些理由站得住脚，为了一一弄明白这些理由，我似乎觉得首先得看到这些理由。起码对于我来说，“理由”这个词必须跟“看到”这个动作联系在一起才行。我没有看到任何理由可以称这个国家为斯洛文尼亚，甚至连“大塞尔维亚的坦克共产主义”也不能成其为理由。我所看到的只是业已形成的事实。同样，我也没有看到任何理由可以称一个国家为“克罗地亚”。这又是另一回事，跟我的关系不太大（我毕竟压根儿也没有弄明白它是怎么回事）。只有斯洛文尼亚这个国家以及200万斯洛文尼亚人民才与我紧密相连，是我一生的牵挂。
我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硬要自诩为斯洛文尼亚人。我出生于奥地利克恩滕州的一个村庄，当时正值“二战”期间，村子里的大部分人，不，全村人都是奥地利-斯洛文尼亚人。他们都能听懂对方的方言，能用对方的方言交流。我的母亲在少女时期受到了她哥哥的深刻影响，曾经认为自己是奥地利-斯洛文尼亚人（后来，在“二战”之后，又是另一种情况）。当时她的哥哥在边界的另一边，也就是在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的马里博尔学习水果种植。不过，我的父亲是德国士兵，因此，我童年生活的最初时光是在东柏林度过的，德语也就成了我的语言。古老的斯洛文尼亚村庄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从记忆中淡去，最后也只有村里人自己笑称其为“老村”。对我这样一个德国大城市的孩子来说，斯拉夫语的古老发音极其难听，即使我的母亲偶尔讲讲斯拉夫语，我也会粗暴地打断她。
多年来，我主要是从图片上了解斯洛文尼亚，或者是从上一辈人那里听到有关斯洛文尼亚的事情，这些可能与它本来的样子不符（或者不是它该有的样子）。我绝不会成为一个斯洛文尼亚人，尽管我现在差不多能够看懂斯洛文尼亚语，其实连半个斯洛文尼亚人也算不上。如果我今天一定要弄清楚我属于哪一个民族，那我就属于一个没人的民族，这个民族一会儿有救，一会儿又无可救药（当我再也无法想象出那些到处流窜的人到底应该归属哪个民族时，我就觉得他们算彻底无可救药了）。
尽管如此，在我的生活中，我觉得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地方都不能像斯洛文尼亚这样让我这个陌生人能够找到家的感觉。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我一直都有这种感觉。后来我发现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切感。那里所发生的一切实际上跟我小时候听到的不一样，童年时期那些让人充满幻想的传言原来都不是事实。
斯洛文尼亚是我的家吗？南斯拉夫是我的家吗？事实上，这无异于霍夫曼斯塔尔☾1☽在他的作品《一个回乡者的信》中所描写的那种恐惧感：作品中的主人公离开德国多年，再回到德国之后，竟然体会不到任何物体最初的真实感。罐子不再是罐子，桌子不再是桌子，在这个回乡者的眼里，德国的一切物体都是“抽象空洞的”，让人找不到归属。这么多年来，每当我越过边境去往斯洛文尼亚，那里的一切事物都能让我感觉到真实的存在。我们无法回避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因为它们随处可见。如今，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整个西方世界，那里的大部分物体都能在斯洛文尼亚看到。看见河流两岸架起的通途就觉得是桥梁；看到水域就觉得是湖面；走在路上，总能感觉到路两旁是连绵的山丘、成排的房屋或者果园。曾经中断了的想象又被眼前真实的事物所包围，一切事物都是真实的，任何一样东西都能给人一种到家了的感觉：“到家了，我终于到家了！”
除了这些细节情形之外，很长时间以来，在我看来，这个国家就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无论是游客，还是当地的居民，都觉得这是一个充满真实的国度。不然的话，他们走路的样子、说话的方式、看或不看，怎样会让人觉得与边境那边的意大利人和奥地利人比起来更加真实呢？实际上，在斯洛文尼亚这个国家，身在这些斯洛文尼亚人中，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在感受真实：在葡萄园里（喀斯特地貌的葡萄园或者山丘上的葡萄园里）；在教堂钟楼旁；在公共汽车上（从托尔敏到新戈里察，从卢布尔雅那到新梅斯托，从科佩尔到迪瓦查）；在极其简陋的客房中（莫斯特纳索契或者维帕瓦）；在侧耳倾听人们说斯洛文尼亚语时，感觉这种语言那么真实、柔和、自然、优雅。这个国家的每一块地方都让我感到真实。
这样的经历有可能是我的想象，甚至是一种假象：1991年6、7月间发生的那些事件被斯洛文尼亚人不是悲伤就是自豪地称为“战争”。首先不是这些事件促使我深入思考。霍夫曼斯塔尔的那篇书信体小说讲述的是不真实的事情，或者不存在的事情，或者无法描述的事情。它问世于“一战”爆发前几年的德语区。同样，一段时间以来，斯洛文尼亚的事物、风景以至于整个国家对我来说都是往事了。历史感遗失了，方才使纯粹的现实感成为可能，但这只是一种表象（即使这种表象看起来很糟糕？），这也不过是历史（或者我们永久不幸的必然发展的）长河中的一个小小停顿。自古以来，斯洛文尼亚对于我来说就属于大南斯拉夫，南部从卡拉万克山脉开始，继续向下延伸，从奥赫里德湖畔的拜占庭式教堂和阿尔巴尼亚的清真寺，直到希腊的马其顿平原结束。在我看来，像其他南部斯拉夫语国家的独立性一样，恰恰这种明显的斯洛文尼亚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看起来永远都不需要自治权——促成了这个自然而然的大统一。这一点不仅是地理上（比如，喀斯特地貌从的里雅斯特以北的策斯特里山脉一直往下延伸到整个第纳尔平原）的存在，而且尤其是历史的存在。我认为，本世纪有两件大事使南斯拉夫的众多民族实现了统一，并必然持续地保持统一：1918年，伴随着哈布斯堡王朝末日的到来，这些民族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一起，有些甚至满怀热情，聚集在一个自己的帝国。在这个帝国里，各个国家都不再是充满阴暗的殖民地了；各种语言也不用再是奴隶般的低声下气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共同抵抗大德意志帝国，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党派和相互对立的世界观——几乎除了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2☽法西斯分子外。
（在斯洛文尼亚的村子里，我经常看到老年人三五成群聚在一起，他们都是与我们的，也就是德国和奥地利的历史迥然不同的见证人，是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南斯拉夫历史的见证人。我在此只能说，我因此而羡慕她的历史。）
但是，在过去几年时间里，随着我去斯洛文尼亚的次数增多，越来越多地听到关于新历史的说法。什么新历史呢？就是有关“中欧”的古老传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又有了新的内容。这种不同于那些保持沉默的老兵的历史没有分散的叙述者，而只有成群结队的发言人，或多或少夸夸其谈的发言人。或者这么说吧：以前有叙述者讲述中欧的历史，而在这期间，他们的地位几乎毫无例外地被发言人替代了；又或者：最初的讲述者本身，其中有些是我的朋友，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占据了发言人的角色。首先，在我这个斯洛文尼亚的客人看来，正是这种历史主义化的发言人角色在报纸上，在月刊上，在研讨会上众口齐鸣，从而一次又一次使这个国家特有的东西越来越强烈地遁入我所说的不真实、不可触及和不现实的境地。
从政治方面来看，不是所谓的斯洛文尼亚对我来说似乎早就是“东部”。尽管它的方位在南边，但我从不认为它是像意大利一样的南方国家（而且在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以及黑山，我从来都没觉得身在南方）。尽管我们奥地利的《边境巡逻报》同样持久地试图蒙骗读者，至少在过去几年的转折期如此，声称从耶塞尼采、德拉沃格勒或者在穆尔斯卡索博塔就已经开始是“巴尔干”。但是，哪个成年读者今天还会将“巴尔干”这个词与某些真实的东西联系到一起呢？
无论是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还是在科索沃，无论是漫步，还是乘坐公交车或火车，我从来都没想到这个愚蠢而露骨的词，更不会说出口。要是有人说同样的口号，那必然就如同把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知识分子看作是巴黎或者纽约同行的孪生子。他们之间如同心电感应一般紧密相连，依赖于天天变换的理论，不管是“速度”理论还是“混沌研究”理论。当我给我尊敬的斯洛文尼亚同志、翻译家扎克·拉达科维奇——讲起诺维萨德、贝尔格莱德、科隆、西雅图——顺便提到我沿着索查河（伊松佐河）的上游散步时，他马上就会把他那一套名为“河边漫游”的大小塞尔维亚新理论搬出来，并且为之准备出版一本国际性的论文集，其中包括格奥尔格·施泰纳、让·鲍德里亚、赖因霍尔德·梅斯纳尔的文章。令人可悲又可气的是，到了今天，居然还有像米兰·昆德拉这样的人几个星期前在法国的《世界报》上发表文章，呼吁“拯救斯洛文尼亚”，把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一起与塞尔维亚的“巴尔干”割裂开来，并且不加思考地将它划归幽灵般的“中欧”。中欧的众多君主曾经也将斯拉夫语系的捷克语看作是野蛮的、杂交的晦涩语言。可是，来自捷克布尔诺的扬·斯卡采尔却用捷克语创作了20世纪最柔美的诗篇。
不，无论是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还是南斯拉夫联盟中的斯洛文尼亚，在我这个客人眼里，你既不曾是东部，也不是南部，更不用说是巴尔干的。更确切地说，你是第三者，或者“第九王国”，难以名状的东西，却是童话般真实的东西，通过你迈出每一步——斯洛文尼亚，我的漫步之乡——都感同身受的独特存在，如此神奇的真实，如同我亲眼目睹的，正是在既围绕着你又渗透在你骨子里的——与你相应的——历史图像，即大南斯拉夫联盟中。
如今，第九王国的古老斯拉夫童话已经年复一年地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幽灵似的中欧流言。虽然这样的幽灵也出没于国境的那一边，它当然——根本就用不着提起古老的维也纳人、斯太尔人、克恩滕人那高贵的别有用心——似乎也维系在一条“转归家乡”的绳索上：如同奥地利谚语说起自杀者的一样，他们依靠绳索，旋转着“归乡”。这些和那些意大利的弗留利人或的里雅斯特人每年都庆祝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百年之后的生日，好像也要让他们真正的生存空间“旋转归乡”（或者这也许只是一种某些事实上早就放弃了的梦想的讽刺形式？）。但是，在斯洛文尼亚，幽灵却开始干预现实。那些与幽灵一起穿过这片土地的人，既不是他们的祖先，也不是以种植葡萄为生的人，而是通常被称为“精明的脑袋”、“善于思考者”、“沉思者”，科学家、诗人、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