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中国人 精彩片段：
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
3、第二段旅程
接下来，我们开始了此行的最后一段旅程，一路上险象环生。
我们依然冒着十一月的落叶伴随着下雪的天气，最后离开了贝尔格莱德，离开了莫斯卡瓦酒店，踏上了前往波斯尼亚的旅途。S一大早就乘车回法国了，因为孩子们过完万圣节又要上学了。于是，我们三个人，兹拉特科、扎克和我，乘坐前者的车，一路摸索着前往德里纳河畔的巴伊纳巴什塔。后者的前妻和他们的女儿就生活在那里。摸索着——这是因为，虽然这位父亲在孩子成长的十八年里经常往返这段路线，可是他现在却连一条路都不熟悉了；他当时一直是坐大巴车去的（而此时此刻，也弄不到塞尔维亚的专用地图）。
可是之前，也就是在离开首都之前，我们在这个号称“世界上加油站最多的国家”第一次加了油。在通往城外的公路干线两旁，密密麻麻地站满了提着油桶或拿着油瓶的人。也是在之后一次次加油时，我获得的第一印象是，在一双双绝对小心翼翼的手里，这种绿红相间的黏稠液体缓慢而清晰可见地喷入油箱中，绝对不会让人看到它事实上就是那个样子：某些相当奇缺的东西，十分值钱的东西，一种宝藏。这时，我又一次丝毫也不会压抑我萌发的愿望：这样的加油方式可能还会延续很久，甚至还会传到另有其主的国家。（后来，我们被一队巡逻的警察拦下来接受检查，仿佛有人闻到了什么。因为“Zlatko Bo.”——塞尔维亚驾驶证上的名字——开着另一个人“Adrian Br.”——奥地利驾照上的名字——的车，所以必须缴纳一笔不太大的罚款；要是能够证明这两个名字指的是同一个人的话，那么整个事情就不会这样倒霉了。）
我们大概朝着西南方向前往德里纳河畔，穿过一片辽阔的原野，久久地看不到丘陵山峦，照扎克的说法，这就是通往他家乡的方向（扎克，这个东塞尔维亚人再也不像最初几天的样子了），“终于到了真正的塞尔维亚”。在这旷野上，雪花越来越密集。约莫第三次迷路以后——星期天，公路上的人寥寥无几，我们当然一边走一边问路，才发现他们都喝得醉醺醺的，一句话都不说。夜幕已经慢慢降临。我们久久地滞留在一个不确切的、也叫不上名字和不为人知的地方，面对着我们这个越来越寡言少语的向导所说的“大荒山”，我们只有翻过它，才能到达目的地。天色已晚，我们拿定主意，不再前往那里；我们掉头去路旁一家孤零零的小饭馆。饭馆墙上，在曾经挂着铁托画像的地方，如今却挂着一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一个塞尔维亚英雄将军的照片。桌上放着前一天的《维塞恩新闻报》，而整整一周后，这家报纸的头版以巨大的大写字母写着俄语、德语和塞尔维亚语的“和平”一词（我立刻心想着，1945年，这个词恐怕也会如此有纪念意义地登在哪家德国报纸上？）
正像在关于迷路的故事中常说的：“不管怎么说”，我们最终还是到达了瓦列沃城，也就是盘山公路的出口。这座山叫“Debelo Brdo”，即“大肚子山”。据说巴伊纳巴什塔——在这个雪下得越来越猛的夜晚，我们的向导把它翻译为“巴亚花园”（巴亚是抗击土耳其人侵略的塞尔维亚英雄）——隘口海拔超过一千米。上山的路越来越白茫茫一片，哪怕轻轻一刹车，车轮都会打转。夜空同样一片漆黑，很快就再也看不到一丝亮光，既看不到居民屋里的灯光，也没有其他车辆驶过。白天的时候，我们就听说过，从贝尔格莱德开出的夜班车中途停在瓦列沃躲避风雪，乘客们都在山脚下的城里过夜。
途中有很长一段路不是柏油路，路面到处坑坑洼洼。我们的司机就像参加汽车拉力赛一样穿行在其间。但是我们同时满怀希望，因为在裸露的泥地上，雪花几乎是留不住的。我们的向导后来说，当天早晨，电视上的天气预报显示，瓦列沃一带不再下雪了。但是现在，每拐过一个长弯，雪都越下越大。大约到了半山腰，又刮起了大风，不一会儿又变成了暴风，雪花立刻被吹成一道道雪丘，这儿矮矮的，在继续移动，那儿又停滞了，凝结在一起，横竖积满狭窄的公路。这时，这个牌手和客栈招牌画匠则以欧洲赛车冠军般的娴熟技术驾驶着车辆又是穿行，又是爬坡，即使在陡坡换挡时也充满了一种意味：再也没有退路可走（探险故事里不也是这么说的吗？）。
有时，我们中也有人会一边目不转睛地望着前方，一边说着吸引大家注意力的话，不着边际的话，可是，几乎再也没有人回应。后来，在继续翻越大肚子山时，也许有一个钟头之久，我们三人中甚至连一句话也没说；而且策卡也不唱歌了，况且再也听不到民谣歌手托佐瓦克的歌声了。如果说在不断转弯的汽车远灯里，除了闪现在我们眼前的雪檐上一道又一道雪障外真的还有什么的话，那就是越来多地出现了光秃秃的崖壁。此时此刻，我满脑子都在想：万一，车子现在走不动了——我要往哪个方向逃生呢？这样没有帽子和合适的鞋子，我能走多远？好紧张！简直不可思议，漫天大雪中并没有闪现出一丝亮光，因为暴风雪恐怕会在这高高的巴尔干山区使雪夜达到完美无缺的境界。这种不安也转换成了某些别的东西，转换成了恐慌？或者恰恰是它的反面？
“鬼使神差似的”，我们几乎以步行的车速终于驶出了山口，缓缓地盘山而下。雪花也变得缓慢了。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就像在原野上一样，路上有些地方甚至没有积雪——我们的向导随之指着那黑暗的山谷什么地方，激动地说出了久久以来的第一句话：“下面就是德里纳河，下面一定就是巴伊纳巴什塔，再往后就是波斯尼亚了。”
我们终于到达南斯拉夫的偏远小城巴伊纳巴什塔。看样子，周日的夜晚一片沉寂，主干道上灯火通明。之后，一所公寓的门旁响起奇怪的铃声。这座城市尽管素不相识，却让人感到有某些亲切感（此时此刻，我才想起来，三十多年前，青年时期的我在克罗地亚腹地就这样来到一个女朋友门前敲门）。然后，我们分别住在三个灯光明亮、暖意融融的房间里，这在整个塞尔维亚都不多见。还有果子酱接风，装在玻璃杯里，里面还放着小勺。女主人以前在贝尔格莱德念考古学，如今在离市区不远的德里纳河水电站当秘书。她女儿房间的墙上挂满了青春长在的好莱坞偶像詹姆斯·迪恩的招贴画。我们享用了白菜卷（一种卷心菜肉卷）、奶油（黄油软酪）、面包、斯梅德雷沃产的红葡萄酒（就是多瑙河无声无息流过的那个地方）。这期间，目光透过厚厚的窗帘缝隙，可以看到这个巴尔干式的庭院，四周都是相似的多层楼房：雪花纷纷扬扬，一直下个不停。
奥尔加是一个巴伊纳巴什塔本地女人。她几乎知道世界上所有的电影。她告诉我们说，当地居民对一公里外发生的战争几乎一无所知。传说在德里纳河河面上，总是有成堆的尸体顺流而下。然而，她也不认识一个目睹过这种情形的人。不管怎么说，在战争发生以前，每到夏天，这条河里满是游泳的人，不管是在塞尔维亚一边，还是在波斯尼亚一边，他们在河里来来往往穿梭。而现在，河里已经再也没有人游泳了，游船当然也停运了。她和女儿甚是怀念一起横穿波斯尼亚、去往斯普利特和亚得里亚海边的杜布罗夫尼克的共同旅程。她本人也很想念和穆斯林朋友在一起的时光，无论他们是来自她最喜欢的波斯尼亚小镇维舍格勒（伊沃·安德里奇☾1☽的《德里纳河上的桥》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还是来自更近一些的斯雷布雷尼察。她相信，1995年夏天，在斯雷布雷尼察，真的有成千上万人被杀害了。不管这场波斯尼亚战争规模多小，它真的发生了：一夜之间，整个村庄的穆斯林被屠杀殆尽。下一夜，又是一个塞族村庄，如此等等。于是，在这座边境城市，塞尔维亚人完全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谁也不和别的人说话。主干道两边那些崭新的、有品位的商店和酒吧都是波斯尼亚-塞族战争既得利益者开的。她绝不会迈进那里一步。她靠前夫寄来的德国马克勉强度日，可是其他人又靠谁呢？靠着同样艰难的邻居施舍——虽然物资很匮乏，但首先还是内心的贫困；他们跟以前的大世界的联系被切断了，一味生活在他们的天地里。他们还会有人恋爱吗，还会生儿育女吗？“最多也是在流亡者中。”（说到这儿，这个还年轻和有青春活力的女人自己也笑了。）虽然时不时会有记者从西边冒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也指的是波斯尼亚——，可是已经预先什么都知道，所以他们提出的问题也与之相应；没有一个人对这个边境城市居民的生活哪怕有一丁点的兴趣和好奇。联合国观察员刚来不久就从酒店搬走了，因为他们反觉得自己成了被观察的对象。
晚上，我和兹拉特科（别名阿德里安）两人住在“德里纳”酒店里。房间里没有暖气，也没有像样的窗帘。在第一个夜晚，当黄色刺眼的街灯照进屋里时，我不时地睁开眼，雪花连续不断地拍打在窗户上，直到天亮还下个不停，在巴伊纳巴什塔的日日夜夜一直都这样。整个城市都被大雪掩埋了。只剩下向北穿过德里纳河河谷一条公路了，兹拉特科听人这样说。早餐时，我们旁边坐着几个年轻的民兵，个个都带着冲锋枪。脸和手已经冻得红肿的兹拉特科从他们那里得知，翻越大肚子山的路早就被阻断了，只剩下向北穿过德里纳河河谷一条公路了。可是，这条路上有没有扫雪车扫雪呢？
于是，我们蛮有兴致地决定，有必要待多久就待多久吧。我们买来雪地靴和保暖帽。当我们几个显然人生地不熟的人一进商店，看到售货员警觉的神色时，我就想着，在战争期间，所谓“潜在的顾客”结果全都露出了外国记者的原形，他们不是来买东西的，只是为了探听物价，搜集信息。
在条条边境大街上，在家家边境饭店里，到处都可以看到穿着半是像制服的防风雪衣男子，我们不由自主地会理所当然（？）把他们看成是准军事化的杀手。你就看看他们那与之相应的眼神，分明“一派杀气腾腾的样子”。扎克也这样看。他在临时家里过了一宿后又回到了她们的怀抱里。后来，那个与我们一起来的当地图书馆管理员，一个读者（读过娜塔莉·萨洛特☾2☽、费尔南多·佩索阿☾3☽等人的书）向我们解释说，那些人都是大肚子山上的林业工人和护林员；这座山就像是国家公园，无论如何是一个疗养地，山上长着一种世界上仅有的云杉，它是从最后的间冰期存活下来的。然而，我们还是怀疑这些人可能是某些团伙成员，不过是乔装成护林工人或猎场管理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