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中国人 精彩片段：
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
刘学慧 译
“嗯，我还记得：当时我给母亲写信时没写自己的真名，落款写的是普尔·约里克，她收到信后到处问邻居，究竟谁是普尔·约里克。哎，战前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杀死三百万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天空还是那么蓝，跟以往一样蓝，到处都是蓝天。死亡又一次来临，但是死亡过后将会是自由。我们将变得自由而可笑。”
“下第一场雪时，我们相互认识并加深了了解。”
米卢·科伦扬斯基
关于卡尔诺耶维奇的日记
1921年
1、启程之前
早就打算去一趟塞尔维亚，自从四年前东斯洛文尼亚战争结束、武科瓦尔市被摧毁、波黑战争爆发以来，我就想去塞尔维亚看看。关于这个国家，我只知道贝尔格莱德，将近三十年前我曾经作为哑剧编剧应邀去那里参加一个戏剧节。我大约在那里待了一天半的时间，却碰上了一场持续不断的骚乱，如今我只记得年轻的我满怀愤慨，或者说满腔都是一名作家的愤慨。前来观看哑剧的观众很多都是塞尔维亚人，我当时以为他们都是南部乡村地区或者巴尔干地区的人，我甚至认为这个地区的人肯定还不够成熟，因此他们根本看不懂舞台上那么长时间无声的表演。对于贝尔格莱德这个大城市，我也没有留下多少记忆，只记得萨瓦河和多瑙河两岸都是缓缓的斜坡，河水流过斜坡，最终在平原汇合。我对河流本身没有什么印象，因为当时满眼看到的就是这块所谓的“典型的共产主义”高地。前不久，我再次去贝尔格莱德，当时它还是南斯拉夫的首都。在一条僻静的大街上，路两旁都是菩提树，秋风吹过，落叶满地。我无意中路过“作家之家”，不禁又想起了上次参加艺术节的经历。当时我在那里受到了热情款待，因为自己年轻气盛，总是高傲地摆出一副作家的姿态，因而遭到了米约德拉克·布拉托维奇的嘲笑。这位先生年纪也不算大，当时在整个欧洲都很有名，我也曾经非常狂热地读过他的书《红公鸡飞上天》。（几年前，南斯拉夫战争期间，先生去世了。在贝尔格莱德，曾经有人告诉我说，布拉托维奇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仍然喜欢嘲弄人，同时也爱帮助人。不知道当时除了南斯拉夫，还有哪个国家会悼念他？）
主要由于这几年的战争，促成我决定去塞尔维亚看看。自战争爆发以来，塞尔维亚这个国家就被普遍称为“侵略者”。当然，在南斯拉夫联盟所有加盟国中，我对塞尔维亚了解最少，这也正是它吸引我的地方。另外，最近有关塞尔维亚的媒体报道和看法也非常有意思，甚至有一些传闻让人难以置信，所以我必须去实地了解一下。过去四年来，关于塞尔维亚的几乎所有图片和报道都是来自战争前线或边境两边的某一方，一旦有来自另一方的消息，我慢慢也觉得这些消息只是一种常见的、人为的视角——是在我们的感官上造成的假象——，无论如何也不是亲眼目睹的。于是，这促使我决定到镜子的背后去探个究竟；这促使我去看看伴随着每一篇报道、每一个评论和每一个分析越来越陌生和值得研究，或者值得看一看的塞尔维亚国家。如果谁现在认为：“啊哈，亲塞尔维亚派！”或者：“嗯哼，亲南斯拉夫派！”——后者是德国《明镜周刊》的用词（这样一个词语？），那他就不必继续往下看了。
虽然前几年我也收到过这个和那个邀请，让我去这个已经大大缩小的南斯拉夫，或者塞尔维亚或者克瑞纳戈拉、黑山等地。但我不想在那里成为一个公众人物，即使是半个公众人物。一直以来，我的想法是：如果我要去的话，那也仅仅是作为一名普通的过客，不是以外国人的身份，也不是旅行者；不仅要去大城市，比如贝尔格莱德、铁托格莱德（现名：波德戈里察），而更要去小城镇和村庄看看，可能的话，还要远离居民区。当然，我也需要找一位熟悉当地情况的向导、旅伴，也许翻译。虽然我曾经在三十多年前的夏天去过亚得里亚海的克尔克岛，依稀还记得一点点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也会说几句斯洛文尼亚语，但是对于这次非同一般的旅行，我那一点语言水平可能远远就不够了。（相反，那陌生的西里尔字母，我还不成问题；我时常不得不磕磕巴巴地去破解它们，好像这恰恰适合我的打算。）
很凑巧，我早就认识两位塞尔维亚朋友。这两人年轻时就离开了他们的国家，时不时会回家看看，如今在战争期间也一样：看看父母或者守寡的母亲，或者他们婚生和非婚生的孩子，以及他们早年分手的塞尔维亚恋人。其中一个名叫扎克·拉达科维奇，他把我的一些作品翻译成了塞尔维亚语，自己也写些东西，当然为了生计。他在贝尔格莱德上完大学之后，后来在德国的图宾根待了很久，当过翻译，还在“德国之声”广播电台当过德语报刊文章播音员，主要面向巴尔干地区。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也经常处在内心的分裂中，一边身为塞尔维亚人，一边又不得不违心地播音（借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说法，不允许有丝毫的“亲塞尔维亚派”倾向），但他仍不愧是一个忠实的翻译——相反，作为播音员，有时候声音则更加不听使唤。有可能，这样的生存状态使他越来越寡言少语。自战争开始以来，我的这位朋友就突然不说话了，不仅面对敌人圈子是这样，甚至面对朋友圈子也如此，在我面前也一样。他还继续翻译一些东西，尽管战事不断，仍然在贝尔格莱德、尼斯或者诺维萨德出版成书，可是我再也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任何消息——扎克·R还活着，在翻译，在写作，仿佛自愿选择消失在黑暗里。为了寻找到他的下落，我只能求助于那最后一个还和他保持联系的人，一个远在美国犹他州的摩门教徒。虽然寻找这个摩门教徒费了很多周折，但是这个塞尔维亚人和我这个奥地利人很快就又联系上了：从科隆打来电话——是的，约定十一月初在贝尔格莱德见面，“我正打算去那里看望我母亲”。接下来一个星期，我们计划一起驱车前往波斯尼亚边境。同样“正好”，他也要去德里纳界河边一个小城，约好去会见前妻以及他们的女儿。她们就生活在那里，如今女儿快18岁了。
另一位塞尔维亚朋友叫兹拉特科·B，差不多十年前，我在萨尔茨堡认识了他。我早就想通过他进一步了解他的国家和人民。兹拉特科是萨尔茨堡一家餐厅的常客。这家餐厅位于城郊出城方向的莎尔莫斯大街主干道旁。当时，我也经常去那里，多年来养成了习惯，也是因为餐厅里的老式点唱机总是大声播放着同一个乐队的曲子：克里登斯清水复兴合唱团☾1☽的歌曲，诸如：《你看见下雨了吗？》《从后门往外看》《洛迪》等。兹拉特科起初在那里玩牌，每次都下很大的注。他出生在塞尔维亚东部一个农家，后来在贝尔格莱德学习办公机械修理，之后在部队服役了很长时间，驻守过南斯拉夫的很多边防地区。之后，他离开塞尔维亚来到奥地利，据他自己说，为了赚钱。他在萨尔茨堡郊区一家洗衣店里打工，没有赚到什么钱。后来他又去一家旅行社帮忙跑差，仍然没有赚到钱。再后来，他就在一家名为米尔杰姆的酒吧做了职业牌手。很可惜，他只是单兵作战，面对欧洲成熟的牌手帮派，他一直都没有机会获胜。（我还记得他每次输了牌之后，总是仰望着看不见的天空发呆。）从那以后，可以说，他变得规矩了，踏踏实实地找些零工做，都是一些临时的散活，也需要有一定的专业技能。有时候，只要有人需要，他也能充当一个画一些奇怪的风俗画的画工，远离斑斓的色彩，也不仅仅是塞尔维亚式的幼稚想象——会让人想起19世纪斯洛文尼亚的蜂箱画（可以在布拉德湖畔的拉多夫利察一家可爱的博物馆里看到），或者还会让人想起格鲁吉亚流浪画家皮罗斯马尼☾2☽的旅馆招牌画。和扎克·R一样，兹拉特科·B自南斯拉夫战争爆发以来也隐退了，从萨尔茨堡市搬到了乡下，甚至还去政府部门申请改了名字，把原来的塞尔维亚名字改成了听起来像德语的名字——实际上，听起来像是他一直以来颇为崇拜的17世纪的荷兰风俗画家阿德里安·布鲁维尔（Adriaen Brouwer）的名字。
兹拉特科·B，又名阿德里安·Br立刻就同意了我的提议，准备和我一起前往塞尔维亚。我们打算去坡洛丁小村看望他种植葡萄的父母亲。这个村子靠近大塞尔维亚中部地区的摩拉瓦河——有可能我们最好在十一月初去，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那里秋日的美景，品尝到葡萄园里的新鲜美味。他只是有些犹豫是否开自己的车去，因为他听说，在他的家乡塞尔维亚，汽车眨眼间就会被偷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