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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后记
名士风流与语言艺术
——《世说新语选注》前言
明末著名小品文家王思任说：“今古风流，惟有晋代。至读其正史，板质冗木，如工作瀛洲学士图，面面肥皙，虽略具老少，而神情意态，十八人不甚分别。前宋刘义庆撰《世说新语》，专罗晋事，而映带汉、魏间十数人，门户自开，科条另定……小摘短拈，冷提忙点，每奏一语，几欲起王、谢、桓、刘诸人之骨，一一呵活眼前，而毫无追憾者。”（《世说新语序》）傅雷先生在一封给儿子傅聪的信中也谈到过类似的意见，他说魏晋的文采风流叫人神往不已，而《世说新语》堪称这一代风神最生动的写真。
东汉末年，统治者自己种种残忍卑劣的行径践踏了他们自己所宣扬的那些悦耳动听的王道，因而，随着东汉帝国大厦的瓦解，对儒学的信仰也逐渐动摇，集中体现儒学教条的名教日益暴露出虚伪苍白的面目，不佞之徒借仁义以行不义，窃国大盗借君臣之节以逞不臣之奸。人们突然发现，除了人自身的生生死死以外，过去一直恪守的儒家道德、操守、气节通通都是骗人的把戏。这样，再也没有人膜拜外在于人的气节、忠义、道德了，只有内在于人的气质、才情、个性、风度才为大家所仰慕。以记述魏晋文人、名士清谈轶事为其主要内容的《世说新语》，生动地表现了这些士人对个体存在的肯定、珍惜、依恋和喟叹，展现了他们玄远的精神、脱俗的谈吐、飘逸的风采和超妙的智慧。
书中所记的士人个个自我感觉良好，他们毫不掩饰地炫耀才华，爱才甚至于远胜过敬德。曹操欣然领受“乱世英雄”之称，全不计较“治世奸贼”之诮。桓温与殷浩青年时齐名，二人彼此又互不买账，有一次桓问殷说：“卿何如我？”殷断然答道：“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每人在才名当仁不让，为了决出才气的高低优劣，他们经常通过论辩来进行“智力比赛”：
许询少时，人以比王苟子，许大不平。时诸人士及于法师并在会稽西寺讲，王亦在焉。许意甚忿，便往西寺与王论理，共决优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许复执王理，更相覆疏，王复屈……
——《世说新语·文学》
这一代人富于智也深于情。“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世说新语·简傲》），真是“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连一代枭雄桓温也生就一副温柔心肠：“桓公入蜀，至三峡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缘岸哀号，行百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绝。破视其腹中，肠皆寸寸断。公闻之，怒，命黜其人。”（《世说新语·黜免》）任性不羁的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决。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世说新语·任诞》）。人们摆脱了礼法的束缚和矫饰，便自然地坦露出人性中纯真深挚的情怀，“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世说新语·任诞》）。
士人们把僵硬古板的名教扔在脑后，追求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追求一种任性称情的生活：“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绝不为名利而扭曲自我，任性而行是他们所向往的生活方式，也是他们企慕的人生境界：“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世说新语·任诞》）因为有这种淡于名利的生活态度，他们才能活得那样洒脱、那样轻松。
在爱智、重才、深情之外，士人们同样也非常爱美。荀粲就公开声称：“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世说新语·惑溺》）《世说新语》随处都可见到对飘逸风度的欣赏，对漂亮外表的赞叹：
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
——《世说新语·容止》
士人们向内发现了自我，必然导致他们向外发现自然。品藻人物与流连山水相辅相成，有时二者直接融为一体，仙境似的山水与神仙般的人物相映生辉：“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云：‘其山崔巍以嵯峨，其水浃渫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世说新语·言语》）在这之前，几乎没有人对自然美有如此细腻深刻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