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听懂了没有 精彩片段：
序言后记
何为中华文化的“元典”
——《并蒂三莲——儒道释经典选编》前言
书名“并蒂三莲”是指儒、道、释三种传统文化。称它们为“三莲”当然是取其形象，说它们是“并蒂”却稍有不妥——儒、道、释“三莲”并非“并蒂”地生于同一花枝，儒、道产生于华夏本土，释则来自异域印度。不过，严格说来任何比喻都是跛足的，没有哪一个形象化的书名能准确无误地将全书的内容囊括无遗，何况释传入华夏后经过两千年的发展演变，它在自己的故土逐渐衰落式微，而在“新家”却焕发出新的生机，并逐渐中国化后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因而，如果说儒、道是华夏的嫡生，释则可谓华夏的继子。如此说来，以“并蒂三莲”称儒、道、释又未尝不妥。儒、道尤其是儒是华夏民族性格的主要塑造者，儒道互补而以儒为主干是华夏文化的基本历史特征。释在魏晋南北朝以后逐渐与儒、道鼎足而立，形成中国文化的三大支柱，它们影响了华夏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审美等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不仅参与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建构，甚至也改变了儒、道的本来面目。对于儒、道、释“三莲”，我们“花”分三“朵”，各表一枝。
一
儒家原本是先秦以孔子为宗师的一个重要思想学派。《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对儒家的渊源、特征有简明扼要的阐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生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年，他把维护和恢复“周礼”作为自己毕生的奋斗目标。“周礼”就是在周朝完善和确立的一套典章、制度、规矩、仪式，孔子的仁学思想体系就是建立在释“礼”这一基础之上的，他甚至要求人们的一举一动以“礼”为准绳，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不过，他学说的核心是“仁”而非“礼”。“礼”是因袭前朝的典制，“仁”属他个人的创造性阐释，即将社会外在的强制性规范变为个体内在的主动欲求。仁的本质是“爱人”，施之于个体人伦则为孝悌，施之于社会秩序则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施之于政治则为仁政王道。孔子十分重视个体的身心修养和人格的自我完善。
战国时期儒家内部分化为八派，其中最重要的是孟子和荀子两派。孟子进一步从心性角度释“仁”，并将“仁”的观念发展为“仁政”的政治理想，肯定“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提出养浩然之气和收放心的个人修养。孟子的修养论和仁义说，较之孔子又进了一步，他提出了一个由人而天、由心知性的“天人合一”模式。荀子和孟子一样“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荀子·君道》），也和孟子一样“以修身为本”，但孟子注重从心性方面激发个体的伦理自觉，荀子则强调“礼”这一外在规范在修身中的约束作用。孟子高扬个体道德的崇高，对礼学的继承和发扬主要在“内圣”；荀子则主要表现在“外王”，他突出人类改造社会和自然的力量。和孔、孟不同，荀子在讲“礼”时，是将其与“法”并提的，即不仅“隆礼”，而且“重法”。直至魏晋南北朝仍然还是“荀孟”并称，韩愈梳理“道统”以后孟子的地位才高于荀子，并被钦定为地位仅次于孔子的“亚圣”。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人性化的伦理亲情为其主要特色的孔孟儒学，演化为以神学化的天人观念为其显著标志、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从此儒家学说逐渐成为贯穿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正统思想，并成为中国漫长封建社会文化的主流。即使它受到士人们的反叛和冲击，但它仍是社会和个人行为的基本准则。
中唐以后，儒学又重新定于一尊，它与佛、道既相互排斥、争论，又相互吸收、融合，最后在宋代凝聚成新的思想结晶——理学。理学将理欲论上升到哲理本体论的高度，并主导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千多年的社会生活。儒家思想虽然伴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不断发展演变，但原儒所确立的基本品格一以贯之：强调个体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强调知其不可而行之的进取精神，强调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强调个体通过自己的道德、功业或学术来成就壮丽的人生。
二
道家是以先秦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为中心展开的思想学派。它最初被称为“道德家”，其创始人老子的著作《老子》又称为《道德经》。老子所创立的以“道”为核心的思想体系，用“道”来说明宇宙的生成、变化和本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道自身的本性则是纯任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道的特性决定了老子政治观的特点，反对统治者严刑峻法的高压政策，反对对百姓的残酷盘剥和无谓骚扰，主张以清静无为的方式治国安民；道的特性决定了老子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他认为社会上的贪婪、争夺起于智巧日萌，应该“弃圣绝智”以回到“结绳而用之”的时代；道的自然无为也决定了老子“见素抱朴”（《老子》十九章）的伦理准则，决定了老子“大巧若拙”和平淡自然的美学思想。
儒家是社会文明的热情歌颂者和积极维护者，孔子对周的典章制度和礼节仪式赞赏不已：“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他认为文明既是社会进步的结晶，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道家则更多地注意到伴随着文明的进步而产生的残暴、腐败、罪恶、虚伪，更多地注意到文明与道德之间的紧张，更多地注意到文明给人类所造成的灾难，因而道家是文明的激烈否定者和批判者。道家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十二章）“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十八章）
庄子进一步对仁义进行了尖锐的嘲讽：“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庄子·胠箧》）庄子认为仁义非但不是人的内在欲求，反而外在于人并桎梏着人的本性：人们“大（太）息而言仁孝”，“皆自勉以役其德”（《庄子·天运》），“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故尝试论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庄子·骈拇》）。庄子特别关注生命本性在世俗中扭曲的问题，因而提出了个体“无待”的绝对自由——逍遥游。与儒家孔孟强调积极入世以承担社会责任不同，他主张超世以追求心灵的自由。如果说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圣贤，那么道家的理想人格则是隐士。孔子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一生周游列国恓恓惶惶，而庄子则拒绝人主的征聘，并认为热衷于权势者是天杀之民：“亲权者……操之则栗，舍之则悲，而一无所鉴，以窥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庄子·天运》）这样，道家使士人远离皇权、鄙弃利禄、淡于声名，追求精神的超越、心境的澄明，进而与宇宙万物同一。
如果没有道家文化的渗入，国人只讲品节的刚正，只求现世的功名，只知道立言不朽，人生就会显得逼仄、单调和干枯，道家文化使人们在世俗功业之外去追求对世俗的超越，使人们的心灵更为丰富、洒脱和悠然。如果没有儒家文化作为心灵的支撑，国人又将从一味的洒脱而走向轻浮，从一味的悠然而滑向颓废。儒成为民族改造世界的精神动力，道则是人们安息精神的妙理，儒道互补使国人既刚健不息又远慕高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