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中心的岛·曼哈顿的传奇 精彩片段：
第二部分 意志的冲突
第十一章 一个在欧洲的美洲人
1646年1月，一辆马车在六匹马的拉动下，费力地在德国乡村道路上结冰的车辙间行进。车上的木头部件是镀金的，随从们披着深红色斗篷，戴着帽子，这一切和一片死灰的景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排家臣骑马在前方开道，他们的腰间还佩着剑。当这些随从经过的时候，路边的农民们都只能呆呆地看着。
马车内坐着的是一个61岁的男人，他稳重的打扮和这辆交通工具的华贵形成了反差。他留着锥形的胡子，眼神锐利，表情哀伤、严肃而庄重。和他同在车内的是他的妻子和他们的女儿。他们即将抵达这次长达120英里的旅程的终点，三人都已经非常疲惫。此刻，正当他们觉得累得要发疯了的时候，明斯特市地平线上的尖顶映入了他们的眼帘。
这个男人名叫阿德里安·保乌（Adriaen Pauw）。他一直是荷兰共和国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如今他正在努力做一件事情，如果此事能够实现，它将改变欧洲的历史。他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请人画出了他抵达目的地那一刻的场面，以记录他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1☽他认为他和与他志同道合的同伴们有机会改写各国管理本国的规则，为政治和人类事务开辟新的道路。
当保乌的四轮马车隆隆前行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还在交战，大部分的居民一生都在战火中度过。回顾中世纪，人们普遍认为，战争是各国交往的自然状态，一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对敌作战和结交盟友来证明自身。不过，在17世纪40年代初期，来自不同国家、秉承不同传统的人们，其思想开始发生了划时代的转变。☾2☽其中一种新的思想倾向是在知识分子当中兴起的，这当中最著名的人物是荷兰法学家胡果·格劳秀斯，这个人是阿德里安·范·德·邓克和这个时代其他法学生们的指路明灯。20年前，格劳秀斯已经提出了独树一帜的观点，他主张和平才是成熟、文明的国家之间交往的自然状态，战争应当被视为最后手段，而且，即使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战争也应当受到各方认同的规则的制约。值得注意的是，君主们在忙着派兵冲杀对方的过程中停了下来，阅读格劳秀斯的著作。据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在领军作战时就随身带着《战争与和平法》。☾3☽
格劳秀斯的激进概念在各国斡旋的数年间日渐发展，显然在当时流行开来。明斯特和谈不同于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任何情况。为了表明自己政府对这项任务的重要性的认识，每位公使都带上了浩浩荡荡的随从队伍，其中有骑士、戟兵、吹鼓手、弓箭手、步兵和一大群家臣，法国代表团的人数更是多达1000人。☾4☽局势逐渐明朗，条约即将签署，于是每位公使都委托画家画了一系列的肖像画，以记录下所有高官显贵的风采——藏于斯德哥尔摩附近的格利普霍姆堡（Gripsholm Castle）的这一系列包含多达74幅画作，如今依然完好无损。
和谈实际上在两个地方同时进行——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将西班牙与荷兰诸省之间长达80年的对战和欧洲其他大部分地区30年来的残忍杀戮联系在一起。毋庸赘言，“三十年战争”和“八十年战争”是根据事实而定的名称，而在当时那不过是无穷无尽的各种冲突。
与会者本身都很清楚此次和谈意义深远，因为这是欧洲各国的代表们第一次以独立的政治实体，而非梵蒂冈或“神圣罗马帝国”羽翼下的组成部分的身份聚到一起，他们承认彼此的主权地位，并且尝试靠他们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世俗政治，凡尔赛、巴黎、“戴维营”（Camp David）和联合国的前身，以及延续至21世纪的欧洲政治地图，就此诞生。从政治意义上来说，这是有一天将被史学家们称为近代时期的肇始。
阿德里安·保乌在明斯特显得很与众不同。“巴洛克”这个词和这个时代很相衬，它体现在个人时尚和艺术中：大使们自然是把自己当成外交界的孔雀，用个人的华丽服饰向他人宣示他们的国家有多么壮丽。☾5☽作为与其他国家格格不入的荷兰共和国代表，保乌是与会者中为数不多的几个不是贵族出身的人，而他那一身沉闷的加尔文教徒服装——典型的灰、黑、白三色——象征着这番和谈对于荷兰的全部意义。此次聚会的目的是让西班牙——这个有着最野心勃勃的王室的欧洲国家——不仅要承认长期反抗它的受保护国的独立，还要承认一个提出取消君主政体的国家的地位。几乎所有参加此次和谈的、有贵族头衔的公使——隆格维尔公爵（Duke of Longueville）、佩尼亚兰达伯爵（Count of Peñaranda）、罗马教廷大使法比奥·基吉（Papal Nuncio Fabio Chigi）、胡戈·埃伯哈德·克拉茨·冯·沙尔芬施泰因伯爵（Count Hugo Eberhard Kratz von Scharfenstein）、约翰·路德维希（Johan Ludwig）、纳塞-哈达马尔伯爵（Count of Nassau-Hadamar）、巴拉丁伯爵卡尔·古斯塔夫（Count Palatine Charles Gustav）——都难以接受这个提议；“大使”这个词总是与宫廷相伴的。保乌不是生活简朴的斯巴达式的人物——他住在一座城堡内，外面有护城河，周围是红白相间的郁金香田，这种郁金香是他私人培育的杂交品种——但是他必须表明观点。☾6☽
和平的力量终于在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占了上风。马拉松式的和谈后紧接着的是花样繁多的条约准备工作，用巴洛克式来形容这一阶段恰如其分，然后是1648年签订条约［历史已经将这两个条约联系在一起，将它们合称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然后，铺天盖地的欢乐派对开始了。这种情况持续了许多年，在中欧如林火一般循环往复。对于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这种庆典宣告了几十年来的杀戮的结束。在尼德兰联合省，这种感觉更加强烈。独立、认可、正名——和约的成果在社会层面上发展出了一系列的心理权力关系。当保乌、他的荷兰公使同僚们和西班牙代表们在一张纸上签下他们的大名并盖章时，这象征着这个重要时刻——“黄金时代”就此点燃。印刷商们纷纷复印出这份和约，一时间，它成了最畅销的商品。庆典的火光照亮了七省的每一个城市和村庄。戏剧、诗歌、礼炮鸣响、庆祝游行、瓷砖、布道、酒宴、妓院里的寻欢作乐、作画委托、公共工程项目——荷兰人通过人类活动所有可能的表现形式赞颂新时代的到来。在和约签订后的几个月内，人们都沉浸在兴奋的状态中。
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在一个意识到未来充满繁荣、和平和力量，认识到世俗政治的可能性的社会中——1649年10月初，阿德里安·范·德·邓克的船来了。他发现自己的家乡焕发了新生，他的外祖父为之奋斗并且成为英雄的事业已经得到了证明。从他出生到成长过程中的战争已经结束。这是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的国家。
但是，这不是阿德里安·范·德·邓克的祖国——不再是了。无论他有多么喜悦，参加了多少次庆祝活动，他对他的第二故乡的承诺似乎都从未动摇。他是在未来的几个世纪中数以百万计的一类人——那些远渡重洋，在大洋彼岸的辽阔大陆上找到新的家和新的目标的欧洲人——的典型。他是一个美洲人。
船驶入特塞尔海港，这个绿草如茵、海风吹拂的北海岛屿就是亨利·哈德逊40年前出发的地方。在那里，范·德·邓克和他的同伴雅各布·范·考文霍芬和扬·艾弗森·包特应该会登上一艘公共渡船，然后乘船南下，进入举世闻名的桅杆森林——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阿姆斯特丹的港畔。
当然，这座城市并没有等着以这份文件签订为信号，才开始它的黄金时代。如今的繁荣景象是在几十年间发展起来的，阿姆斯特丹也是如此。这座城市的规模是亨利·哈德逊生活的年代的两倍，而且，它善于经商的统治者们在过去30年——怀着对这座城市未来发展的十足信心——已经构思出了一个规模惊人的都市开发计划，如今该计划即将完工，那是一系列的同心圆型运河圈。阿姆斯特丹的运河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以至于许多人以为它们本来就存在，但其实它们是人们手工挖掘而成的——成千上百吨的土被移出，再填入沙子；一片片森林被用作桩材，运到岸上——这是一项真正的工程建设和城市规划壮举。一些最早的郊区因此诞生，因为其设计理念是要让城市的核心——充斥着商业活动、性交易和饮酒作乐——被一大群新晋暴发户的豪宅社区围绕着，每座房子后都有宽大的花园，而且前门外就设有通往最先进的都市交通系统的通道。在这里，除了建筑施工发出的敲敲打打的声音之外，一切都宁静而优雅。这些运河本身被命名显然是为了吸引他们那些社会地位上升的客户，这为现代房地产营销埋下了伏笔：您可以根据您要攀附的阶层来选择住在“绅士运河”、“王子运河”（Prinsengracht），或者“皇帝运河”（Keizersgrac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