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中心的岛·曼哈顿的传奇 精彩片段：
第二部分 意志的冲突
第九章 将军与公主
他带着一群随从来到这里：四艘船的士兵，他的一批“顾问”，还有一个妻子。他不苟言笑的做派及其军人政客的神态给聚集在码头区的殖民地居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像孔雀一般，趾高气扬、妄自尊大”，范·德·邓克对于他们新领导人的登场方式如是总结道。☾1☽人们也穿上了他们最好的衣服：我们能想象到，在1647年的那个春日，许多顶松软的宽边帽、花边领、紧身裤或者膝盖上打着结的长筒袜，还有宽筒靴——下曼哈顿一派伦勃朗画中的景象。
在风车的帆叶和阿姆斯特丹堡的断壁残垣下，在广阔的海港的映衬下，他们举行了一场正式的仪式——象征着领导权更替的火炬交接。在他的演说词中，施托伊弗桑特宣誓自己的做事方式会“像父亲对待他的孩子一般”☾2☽。他释放出来的权力信号清清楚楚：当整个社区的人向他脱帽致敬的时候，他的帽子却纹丝不动。在殖民地居民们还站着的时候，他却坐下了。
基夫特发表了讲话，他感谢殖民地居民对他的忠诚和信任。那完全是言不由衷，是每个地方的政客都会用的空洞说辞，而在一个典型的荷兰贸易站点中，这番说辞换来的是一片沉默。但是他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礼节性地停下来，给社区居民一个机会向他回谢。约赫姆·奎伊特抓住了这个停顿的时机，宣泄了一个水手的满腹嘲讽，大意就是基夫特应得的不是感谢，而是别的东西。科内利斯·梅林补充了几句大胆的评论。其他人开始插话。这场仪式眼看又要陷入人们熟悉的乱糟糟的局面。
然后，不知何故，大家都看着施托伊弗桑特。他在现场，人们感觉到了，注意到了他的影响力。现在，他们闭嘴了。施托伊弗桑特当然已经知晓了整个情况；实际上，因为在阿姆斯特丹看过那份记载着殖民地居民的抱怨之辞的文件，所以他比基夫特还了解情况。他肯定对基夫特非常不屑，那是一位军官对于未能赢得下属尊敬的人的情感。但是，站在那些反抗权威的乌合之众一边又是完全违背他本性的事情。至少，他认识了激进分子阵营中的一些领头人，知道了梅林和奎伊特的名字。他向社区居民们郑重宣告，在他的管治之下，人们可以快速平等地获得正义。然后他很快结束了讲话。
施托伊弗桑特肯定被这个殖民地所展现出的混乱和居民目无尊长的程度深深震惊。他以军事独裁方式经营库拉索，结果皆大欢喜；他在巴西看到的情况也是一样。这些贸易站点都是荒凉之境，人们注定要抛弃所有的文明理性，如果不严格维持秩序，他们就会被梅毒搞得精神错乱，身不由己地被野蛮人、疾病和潜伏的欧洲敌人掠走。任何来到这样一个地方生活的人都清楚，这是一个以军事管制方式统治的地方，他们没资格要求话语权或者对公共事务管理方式表示不满——他有必要提醒他们这一点。一旦他这么做，他们就会看到其中的好处，在遵循加尔文教义的政府机构的管制之下，和谐社会成为可能。这样，他们很快就会乖乖听话了。
他和他的子民们（他就是这么称呼他们的）之间没有蜜月期。由此，从他刚到此地起，他就浸入了在这个殖民地独有的政治激流之中。在欢迎仪式草草收场之后，他和他的妻子匆匆转身前往他们的私人天地——他们的新家就在他们的身后。阿姆斯特丹堡是四边形的建筑，每个角落都有棱堡形的岗楼。穿过前门，经过秘书办公室，施托伊弗桑特夫妇走进了中庭。这个地方就像个难民营。中庭右边一路都是西印度公司士兵的营房，士兵们是这位总督在这个殖民地的权力支柱。但是士兵们涌出了营房，他们在院子里和城里的其他地方露宿。施托伊弗桑特应该已经认出了他们当中的一些熟悉面孔，因为正是他让这座城镇人满为患。那一船士兵从巴西逃到库拉索，然后又被施托伊弗桑特派到新尼德兰帮基夫特，如今他们依然在这里。他们是在印第安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来到这里的，基夫特不知道要拿他们怎么办。他们如今虚弱无力、食不果腹，要求拿回欠饷，在街上醉醺醺地到处乱逛，寻衅斗殴，破坏财产——这是施托伊弗桑特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
院子左边是礼拜堂，旁边的山形墙砖房就是给这位总督留的住处。这对初到此地的夫妇花了一些时间才安顿好。施托伊弗桑特让他疼痛的假肢稍事休息。朱迪斯开始从这场历经劫难的旅程中慢慢恢复元气。她到此地的时候已经有四个月的身孕，这意味着她怀孕的头三个月基本都是在大西洋的颠簸中度过的，从这一点来说，她的勇气可与她的丈夫媲美。
然后他的统治时期就开始了。旧秩序发生的变化立刻显现了出来。松散的周四委员会议程一去不复返了。新总督每天都会亲自上阵。科内利斯·范·廷霍芬遂了愿——施托伊弗桑特留他当了秘书——但是他可能后悔了：这位秘书手上的文书工作量——公告、提案、决议、判决书、委任状、传票——突然大增。
施托伊弗桑特甚至在他还没来之前就已经知道这个地方需要什么；他到这里的几小时内发生的事情只是更加坚定了他重整秩序的决心——他所能带来的那种结合了军事体制和企业效率的秩序，掺杂着一个虔诚的加尔文教徒的心理，强调罪人要在严厉的神明面前卑躬屈膝——他认为这就是解决之道。在他到来之后的那个礼拜日下午爆发了一场酒后械斗。☾3☽在得知此类事情是家常便饭之后，他立刻发布了两道戒律：第一条是禁止小酒馆老板在礼拜日出售烈酒（直到当天下午两点）；第二条戒律规定任何“在激动或愤怒”情形下拔刀的人都可能面临六个月的监禁，并且只能吃面包、喝水，如果他持刀伤人，则刑期将跃升为八个月。
在面对殖民地居民和西印度公司的水手和士兵时，他一视同仁。没有人能像指责基夫特一样指责他偏袒公司雇员。当和他一同到来的两名水手被发现违反禁令，未经许可私自上岸的时候，他下了判决，将他们“连续三个月绑在独轮车或者手推车上，干最重的活，绝对不许吃面包和水之外的东西”☾4☽。
但这些都是装装门面的——这种简单的“生活品质”方面的指令很容易被大众接受。真正需要解决的是正在酝酿中的暴动。在最初的几天里，他绕着这个小城镇走了一圈，随身带着一张纸，这张纸可真扰人心神：那是1644年10月殖民地居民们以约赫姆·奎伊特和科内利斯·梅林的名义寄出的那封信的副本，信里要求将基夫特撤职。讽刺的是，这封信确实达到了它的目的，但它也因此为这个殖民地带来了一个将此类举动视为叛国的人。曼哈顿殖民地的文件显示出了施托伊弗桑特心思缜密的一面：一方面，和人们通常对他的看法不同，他能明察秋毫，具有扳倒对手的政客资质，以及权衡考量的能力。比如，史学家们一直对施托伊弗桑特选择留下基夫特的秘书一举感到困惑，因为科内利斯·范·廷霍芬贪婪、不诚实，而且出了名的好色，这些都是会让古板的施托伊弗桑特——这个被历史铭记的人——憎恶的特点。但是，范·廷霍芬也是这个殖民地上最聪明的人，是博闻强记而又像狗一样忠于西印度公司的辩论家，是能用本地部落的语言与他们谈判，转头又能带人到同一个村庄去进行一场无情的军事袭击的人。显然，施托伊弗桑特能权衡此人的多种特点，并且选择有利于他自己的方面。不过，平时更具本色的施托伊弗桑特会占据上风，他会用正统加尔文主义的眼光看世界，认为世界非黑即白。他从阿姆斯特丹带来的这封信令他深受震动。信的作者违背了荷兰帝国的建国原则，这种有着神学根基的秩序原则创造出了一个成功的文明社会。这种赤裸裸的僭越之举本身就已经能说明问题。他会用果断的手腕处理这个问题，这是他们罪有应得。
与此同时，在距他几步之遥、尘土飞扬的河畔街道上，有人正在举行秘密会议。这位新总督曾许诺正式审理新尼德兰居民诉基夫特案，而奎伊特，梅林，法学生阿德里安·范·德·邓克，贸易商霍弗特·卢克曼斯，英国人托马斯·霍尔（Thomas Hall），来自布拉格、聪颖又多才的波希米亚人奥古斯丁·赫尔曼（Augustin Herman），以及其他几名新阿姆斯特丹居民相信了施托伊弗桑特的话，并正在为他们的案子做准备。施托伊弗桑特不知道他们的意图，也不知道他们有多么较真。随意看看这一部分的记录，其页数之多足以让人的脑子里乱成一团，其中充满慷慨激昂的抨击和争辩之辞，而其议论的事情在1647年已是陈年往事。他们抗议那位总督并且成功地把他赶下台；战争结束了。他们就不能好好过日子吗？
他们正在好好过日子。印第安人进攻的威胁已经解除，繁荣景象渐渐重现。锤子敲击钉子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不时传来；人们开始建房子；田地都被清理干净，耕好准备播种；海港的航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繁忙。这些人不希望那种突然陷入混乱的情况再次发生。他们再次投入建设，现在他们希望能有决策发言权。史书对此关注不多，但是曼哈顿岛上的这个小群体体现了最早的现代政治冲动：该群体的成员们坚持要在他们自己的政府中占据一席之地。荷兰共和国有两股活跃势力，他们狭路相逢，正面交锋。第一股势力是帝国的缔造者、富商巨贾及其军事贸易指挥官、奴隶主和屠夫，以及贸易站点建造者，他们留下的石头残骸变成了遥远的国度——加纳、巴西和斯里兰卡——荒烟蔓草中的旅游景点。另一股势力是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源起于文艺复兴时期；体现在伊拉斯谟、斯宾诺莎、格劳秀斯和其养子笛卡尔的哲学思想中；植根于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安特卫普和莱顿等以贸易为导向的外向型城市中；经奎伊特、梅林，尤其是范·德·邓克之手输出到美洲土地上。这些人从两个角度审视了他们的处境。首先，他们要考虑家庭因素。但是在人类简单的保护欲之上，他们的头脑中还有一些理念，与他们的命运自主息息相关——这些理念在下一个世纪会如何发展尚未可知，它们依然是模糊的、不成熟的，但也是新鲜的、至关重要的。他们有的是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