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原来是这样：1912-1949 精彩片段：
四五、你所不知道的司徒雷登
中学教科书里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让一个美国人在中国家喻户晓，这就是燕京大学的创始人、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可惜的是，司徒雷登获得的并不是好名声，因为毛泽东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用嬉笑怒骂的笔法对他进行了极为辛辣的讽刺和嘲弄，并让这位知名的“外国坏人”深深地留在了中国人的脑海之中。一篇文章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名声，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司徒雷登有点冤，因为他之前做过什么、又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这却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并不了解的。
司徒雷登的祖先来自爱尔兰的斯图尔特家族，后因为宗教迫害而来到美洲大陆，他的祖父是林肯夫人的表兄，父亲约翰·林顿则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来到中国传教，不久便长住在杭州。1876年后，这位美国传教士在杭州生下了四个儿子，长子即司徒雷登。司徒雷登的全名叫约翰·雷登·斯图尔特，中国人以“司徒”代替了他的姓“斯图尔特”，而直接将他的名合起来称之为“司徒雷登”，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
司徒雷登的母亲1874年来华，她是一个热心于教育的女性，曾在杭州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并自任校长多年。小时候，司徒雷登兄弟的启蒙教育全由母亲承担，直到1887年，十一岁的司徒雷登才和弟弟们随父母返回美国，并在那里接受了中学和大学教育。
小时候的司徒雷登极喜欢中国的饭菜、糖果和水果，美丽的杭州及过年、社戏、观灯等中国民俗也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他们父母是外国传教士，尽管有几个经过精心挑选的中国小朋友和他们玩耍，但司徒雷登兄弟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家的庭院或者他们居住的“耶稣弄”（当地人对外国传教士居住地的称呼）。
从司徒雷登回忆录中的描述来看，他在中国的童年生活是快乐的，但当他被寄送到姨母家并在当地上学后，司徒雷登发现自己是本地学童里对现代知识最无知的一个，许多在美国司空见惯的东西，他却从来没有见过。由于长期习惯于与父母及他们的同事说话，初回美国的司徒雷登说起话来和大人一样古板，对当时美国孩子的语言、习惯、爱好与兴趣等无知到几乎难以置信的地步。由此，司徒雷登经常被同学们嘲弄为“不会说英语的土八怪”，他姨母家的一些朋友来拜访时也常打趣他们兄弟：“看哪，他们看上去多像中国人啊，是吧？”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段经历给了年少的司徒雷登带来了很大的困惑，以至于他开始怀疑自己父母所从事的职业。但是，他的姨母却认为他父母远在异国他乡传播福音是一桩极为神圣的事业，因而对司徒雷登的要求远比自己的孩子要严格得多。因为他的父母是传教士，司徒雷登甚至被禁止参加舞会和上剧院看戏，而他们的表兄妹却可以尽情享受这种惯常的社交活动。
直到十六岁后，司徒雷登被送到弗吉尼亚大学的附属中学，才算摆脱了这段不愉快的经历。在这里，司徒雷登才算是变成了一个正常的“美国孩子”，并在后来接受了文学及神学的教育，但之前的经历仍旧给了他很大的困扰：是从事祖传的牧师职业，还是去做自己喜欢的教书或研究工作？司徒雷登依稀记得，他小时候随同父亲上街布道，但中国人似乎对此毫无兴趣甚至反被那些人嘲弄。司徒雷登的弟弟沃伦倒没有他这种烦恼，因为他一直跟随在父母身边并在中国的学堂上学，因而他掌握了相当多的中国口头语和书面语言，几乎就是一个天生的传教士。
直到1904年，二十八岁的司徒雷登才与新婚的妻子艾琳一同回到阔别了整整十七年的中国，他的第一站仍旧是他的出生地杭州。最初，司徒雷登在父亲的教区中布道，不久又应邀前往南京的金陵神学院任教达十年之久。正当司徒雷登一心沉湎于自己所喜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之中时，一份突如其来的邀请信改变了他的命运。
民国后，美国的在华布道团认为在北方应该有一所“与教会事业相称的大学”，于是决定将分属于两个教派的神学院（即汇文大学及协和大学）加以合并，但由于教派间的矛盾与分歧过大，合并工作一直不顺利。直到1918年，双方决定邀请一个局外之人来担任新学院的校长，这事才算有了点眉目。
司徒雷登是当时选定的最合适人选，因为他年富力强，熟悉教育，而且有其他人难以比拟的中国经历；最重要的是，司徒雷登不属于任何一派，因而能够被各方接受。但是，之后的合并事宜仍旧困难重重，首先在新的校名上，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他们都宣称必须使用自己的原校名，否则将不予承认。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说：“汇文大学的毕业生代表团对我说，不管联合大学取个什么英文名字，如果它的中文名字不继续叫汇文，他们就不承认是他们的母校。另一方的代表团恐怕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他们会同意除‘汇文’之外的任何名字，但万一决定采用‘汇文’这个名字的话，他们会戏剧性地将他们的毕业文凭堆放在通州的校园中付之一炬，以象征其母校的毁灭。”
在激烈地争论了三天之后，这些人又接着从午饭后争执到了午夜，最后双方都陷入到进退维谷的困境。作为中间人的司徒雷登最后只好提出：要么放弃联合，要么双方放弃各自的要求。这时，75岁的传教士刘海澜（也是汇文大学的创始人之一）颤巍巍地站了起来，他泪流满面地说，他已经受够了，放弃联合的主张是不可想象的。在刘海澜的坚持之下，双方才放弃了继续使用自己原校名的主张，而委托司徒雷登去考虑一个新的名称。后来，在诚静怡博士（后出任中华基督教会总会会长）的提议下，新的大学被命名为“燕京大学”，这个充满诗意和魅力的新名称出人意料地让合并事宜变得极为顺利。
学校虽然合并了，但原来的两所学校基础非常差，时为燕大教师的包贵思女士（冰心的老师）在《司徒雷登传略》中回忆说：“那时的燕大一无可取。我们很局促地住在城内，有教员也没有设备……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陈在新博士与李荣芳博士）。许多西方教员，不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
规模小还不是大问题，更要命的是办学经费经常没有着落。尽管布道团给新学校提供了20万美元的经费，但这对于一个急需迁址扩建的新学校来说，显然是杯水车薪。司徒雷登在上任之前曾与管理委员会约定他不负责经费的问题，但这并不现实。好在他的老朋友鲁斯义来帮他的忙并由他出任燕京大学的副校长兼募款大使。鲁斯义比司徒雷登大八岁，从1897年开始便在山东传教，齐鲁大学便是在他的努力下得以成立的。
向别人要钱，总归是一件很困难的事。鲁斯义并不喜欢这份工作，司徒雷登更不喜欢，他曾经对人说：“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一类。”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只能硬着头皮去做，并以基督的精神去克服种种困难、尴尬和白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