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原来是这样：1912-1949 精彩片段：
四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1845年11月，上海道台宫慕久将上海县城北边的一块土地划给英国人居住，当时这里完全一片农田，种满了水稻和棉花。在黄浦江的西岸，有一条蜿蜒的小道穿过宽阔而稀疏的芦苇丛，那是纤夫们为拉船而踩出来的。当年在这里赤着脚、流着汗的人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原本少有人烟的郊外，在三四十年后竟然成为世界上人口最拥挤的地区之一，而这条毫不起眼的羊径小道，居然早已变身为中外知名的外滩。
外滩处于黄浦江的西岸，这里既是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之处，也是黄浦江水势最深而水流最平之处，可谓是天然良港的最佳位置。在获得了租界的管理权后，英国人首先在这里建造了两座驳船码头，以方便其外贸商品的上下进出。仅过了十年之后，这里已经拥有了大大小小十余座码头，其货物的吞吐量远远超过了下游上海老县城的传统码头。
外滩码头的后面，是一些外国洋行陆续建造的两层洋房，其中不乏历史上知名的义记洋行、颠地洋行、怡和洋行等外国商事机构，这也是后来“外滩”的雏形。外滩，中国人当时称之为“黄浦滩”，洋人则唤之为“Bund”，其所指的这个新兴的商港地带，范围与现在的外滩基本接近。不过，当年洋行初建的两层建筑在使用了数十年后基本被拆除重建，现在外滩那些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会”的西式建筑大多是上世纪初期的产物，这些建筑可远比最初的两层建筑要宏伟得多，而且保存至今。
1848年后，工部局在英租界外滩一带修筑了一条鹅卵石煤屑道路，后来又在这条路上安装了新奇的煤气路灯并种植了优雅的行道树，法租界外滩路也随而与之连接（当时英租界与法租界以洋泾洪为界，即现在的延安东路）。到1865年左右，这条滨江大道已经成为当时上海最宽敞最漂亮的马路，每到傍晚，在上海工作的各国洋人们或驾着马车，或步行来到这里欣赏美丽的黄浦江景，在夕阳的残照下，这里成为了他们最深刻的异国记忆。
很显然，当时外滩具有双重功能：白天这里是繁忙的港区，晚上则成为了居民们最佳的休憩区。为防止商人们滥用自己洋行前的土地，工部局决定不再增设港区设备，而要将外滩转型为一块公共绿地、一个公共的休闲场所，因为这里是“居民们在黄昏散步时能从黄浦江中吸取到清新空气的唯一场所，也是租界内具有开阔景色的唯一地点”。
在这一决策下，外滩的沿江地带陆续被填平并铺上草皮，这里也逐渐成为了上海景观的首选标志，并开始出现在当时的油画或摄影作品中。1868年，在外滩带的最北端，也就是黄浦江与苏州河的交汇处，出现了上海租界中的第一座公园——“上海黄浦公园”，这也是为时人所熟知的外滩公园。
外滩公园的筹建、设计与管理过程均没有华人参与，在最初的时候，它并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只是在1875年那座著名的长118米、宽12米的外白渡桥改建成功后，当人们从高耸的桥上走过的时候，外滩公园的美景尽收眼底，这才引起了众人的关注。当时有位署名为云间逸士的人在《申报》上发表一篇关于“外国公园”的洋场竹枝词，其中便描绘道：“行来将到大桥西，回首窥园碧草齐。树矮叶繁花异色，雨余石上锦鸡啼。”但令人不快的是，当租界中居住的华人试图进入这座公园一窥美景时，却被门警阻挡在外，这又是为何呢？
近年来有一种奇怪的论调，说外滩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是伪造的，如《世纪》杂志所刊登的一篇流传颇广的文章——《揭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流传之谜》中便认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乃“纯系误传”，理由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通志馆成员蒯世勋于1932年在翻译《中国的发展》中的“Chinese and dogs not admitted”一句话时，将之译成中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才得以流传开来。至于那块千夫所指的牌子，则是“50年代为配合形势教育”而制作的，它被放在“解放后的博物馆里”，而不是“解放前的外滩公园里”。写作过“上海三部曲”的作家陈丹燕也认为这是一段伪造的历史，理由是禁止华人与狗入园的规则虽有，但“华人与狗不得进入”这句话系概括而成，至于牌子，当然是没有了。
就历史而言，要证明一个事实有，比较容易；但要证明没有，则比较难。因为有更多的证据表明，非但这句话是有的，而且这块牌子也曾被不同时代的不同人所亲眼目睹过，相关记载如下：
黄炎培在其自传《八十年来》一书中记载，“一进租界，眼花缭乱，只见街上到处是红头巡捕，面目凶狠，特别是对那些人力车夫乱打乱踢，白渡桥公园门外牌子上写着八个大字，‘犬与华人，不得入内’，这是我在那时亲眼看见的”。黄炎培是上海川沙人，他当时是去上海应县试，时间在1898年左右。可见那时已经有了这块牌子。
周作人在1903年9月11日的日记中记述，“途中经公园，地甚敞，青葱满目，白人游息其中者，无不有自得之意。惟中国人不得入，门悬金字牌栅，大书‘犬与华人不准入’七字，哀我华人与犬为伍”。
陈岱孙在《往事偶记》中称，1918年他在上海外滩公园见到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并于1990年7月12日去信上海黄浦区园林管理所，强调这块牌子上的内容“不是游园规则中的某一条，……而是一块木牌子”；另外，他还说在1920年的时候，这牌子仍然“健在”。
1923年8月28日，郭沫若在一篇名叫《月蚀》的文章中有这样一句，“上海几处的公园都禁止狗与华人入内，其实狗倒可以进去，人是不行，人要变成狗的时候便可以进去了”。同年，蔡和森也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上海未开埠以前，一草一石，哪一点不是华人的？但是既开埠以后，租界以内，最初是不准华人居住的，而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标揭，至今还悬挂在外国公园的门上。”
1924年，孙中山在演说里也提到这块牌示：“上海的黄浦滩和北四川路那两个公园，我们中国人至今都是不能进去。从前在那些公园的门口，并挂一块牌说：狗同中国人不许入。现在虽然取消了那块牌，还是没有取消那个禁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