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原来是这样：1912-1949 精彩片段：
四九、白银战争与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
正如前文所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币制是极为混乱的，这既阻碍了货物的流通与贸易的扩张，也为军阀割据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北伐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意识到，货币的混乱现状不但与世界潮流格格不入，也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由此便有了30年代中期的币制改革。
早在1903年的时候，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就建议中国实行“金本位制”，康奈尔大学教授精琦来华考察时也有类似的建议。1907年，在驻英公使汪大燮的奏议下，清廷曾设立币制局准备实行改革，但终因为辛亥革命而被打断。民国后，梁启超在做财政总长的时候曾大张旗鼓地宣称要推行金汇兑本位制，可惜总长位置还没坐热便下了台。后来曹汝霖继任财长，也曾颁布了一个《金券条例》，但由于时局不稳，最后都不了了之。
民国初年，也有商人自发地提出“废除银两、改用银元”的主张，但此举遭到了银钱业的一致反对，因为银钱业可以通过兑换银两、银元等赚取利润，一旦“废两改银”，必将使得他们失去这块业务。而按当时的兑换率，每百枚银元一般可兑白银七十二两左右（最低只有六十八两），这中间的上下波动，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譬如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因为抗敌需要，银元短缺，导致兑换率飙升为每百元可兑银两七十四两，因为囤积银元有利可图，所以国内外大量的银元在短时期内迅速流入上海。但后来因为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时局趋于平稳，加上银元过多，导致兑换率暴跌为每百元兑换银两七十两，那些银元持有者始料未及，大为亏损。由此，“废两改银”的呼声也日益得到了舆论的支持。
在经过财政部的调研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于1933年宣布“废两改元”方案，其主要内容有两点：一是废除银两，采用银元，今后的贸易、票据、契约等一律使用银元结算；二是由中央统一铸造新银币作为固定主币，但在一定时期，旧铸银元仍可照旧使用。新银元是按照旧银元的成色来铸造的，每块含银88％，含铜12％，每元兑换银两七钱十五分，原银两的持有者可要求代铸或者直接去银行换取新银元。
由此，沿袭了近四百多年的银两制便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而规格重量及成色基本统一的银元成为流通的主要货币，这使得之前通货种类被大大简化，混乱状况为之改观。不过，国民政府实行币值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推行法币并最终走向纸币时代。
事实上，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的时机并不是最好，因为在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如英、德、日、美等国都先后放弃金本位，以通过实行货币贬值的政策来提高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达到倾销国内剩余产品、转嫁危机的目的。从历史上来看，19世纪的大多数国家都是实行银本位，但在20世纪初，各国又纷纷放弃了银本位而改行金本位。在1930年的世界大国中，除了中国、墨西哥和西班牙仍旧在实行银本位外，其他国家的白银都成为了普通的商品。
这里就导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使用银元作为主币的中国货币体系必然会因为世界银价的涨跌而不稳定。作为当时最大的用银国，中国每年的银产量并不高，一旦国家银价浮动过于剧烈，势必严重影响到本国的币值稳定和整个经济运行。比如1928年前的十年间，国际银价较为平稳，但在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银价连续四年下跌，各国在华银行纷纷购入白银进行投机，数额接近3亿元之多。
美国在1933年放弃金本位后，随后颁布了《银购入法》和《白银法案》，其目的便是通过白银国有、在国内外大量收购白银的方法来提高银价，操纵世界白银市场。美国此举，表面上是为了取悦于国内的银矿资本家，实质上是通过提高银价的办法来刺激白银本位国家的购买力，以助于向这些国家倾销美国的剩余产品，缓解本国的经济危机。正如美国总统胡佛说的，“中国和印度的购买力是取决于白银价格的，它们现在已经蒙受影响了”。
美国这种自私自利的做法，即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场“白银风潮”，也给中国的经济和币制改革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由于美国大量收购白银，世界银价随之迅速飙升，在各大金融中心，伦敦银价从每盎司20便士急拉到33便士，而纽约的银价也从45美分上升到74美分，一度还突破了80美分，几近翻倍。
由于伦敦与纽约的银价大大超过了中国国内的价格，这不但使得那些在华的外国银行将它们存储的白银运到国外出售，也使得一些洋行不遗余力地在中国搜集银两甚至通过走私来赚取之间的暴利。在短短的几个月间，在华的外国银行存银储备已经由2亿多元锐减到不足2000万元，成为几十年来的最低点。
白银大量外流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清廷内部的一些官员便意识到鸦片贸易而导致白银大量外流，最后引发国内通货紧缩，到时候连军饷都发不出来。而这次因美国“白银法案”而引发的白银外流更是来势凶猛，尽管白银提高了中国的购买力，但更严重的后果却是因为白银不断外流而引发通货紧缩（银元不断流出国外），各大银行银根收紧，严重影响了正常的放贷，其结果又引发了连锁反应：工商企业因得不到贷款而资金周转困难，无法扩大或者正常生产经营，由此又导致大量工人、职员失业，因为消费能力被削弱，市场上物价暴跌，结果又导致大批工商企业无利可图，大量破产倒闭。据统计，仅1935年的中秋节前后，上海商号便有166家关门歇业。
在美国的《白银法案》讨论之时，中国的银行公会就致函美方表示反对，但美国政府对此置于不顾。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后，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甚至顾不上正常的外交程序而直接向罗斯福总统呼吁，希望美国在购入大数额的白银时事先告知中国，以便中国能够做出反应。在《白银法案》实行三个月后，中国驻美国大使施肇基曾愤慨地说：“中国为银本位国家，美国白银购买法案使中国遭受货币紧缩、经济损失、白银巨量流出，令人震惊……中国为避免损失计，不应单独维持银本位制度，故已考虑逐渐采用金本位制度。”
在种种交涉最后都归于无效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只好自行采取措施进行补救，以设法阻止疯狂的白银外流。1934年10月，中国宣布开征10％的白银出口税以及根据世界银价波动而确定的平衡税，以拦阻或减少白银的流出。但是，在征收白银重税之后，尽管正常的出口减少了，但因为国际银价仍旧在不断上涨，通过走私甚至有些国家利用军舰运送白银出口的情况仍旧屡屡发生。据粗略估计，1935年从中国流出的白银仍有1.5亿元到2.3亿元之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