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中国企业2008-2018 精彩片段：
企业史人物 褚健困境
检察官提审褚健，问：“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答：“不知道。”曰：“如果不是坐在这里，今天是你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答辩日。”
这个场景发生在2014年的10月，浙江湖州市的一家看守所。当褚健夫人以极憔悴和细弱的声音，对人讲述这个细节时，旁听者均凄切默然。
整整一年前的2013年10月19日，浙江大学副校长、科学家、企业家褚健突然被拘捕，一些媒体迅速做出报道，褚健被指控的罪名有四大宗：掌管浙江大学校办企业8年时间里贪污国有资产数亿元、向国外转移巨额资产、乱搞男女关系、在公司产权清晰化过程中侵吞国有资产。
褚健曾是浙江大学最年轻的正教授，评上职称的时候才30岁。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一呼，天下人蠢蠢欲动，学术前途大好的褚健决定下海创办一家高科技企业。当时的新华社专门发文讨论：“少一个科学家，多一个企业家，划算吗？”
褚健的专业是化工生产过程自动化及仪表，在他看来，这是一门应用性的学科，如何将实验室里的成果转化为经济活动中的生产力是他们这一代科学家的使命。因此，他走出实验室，创办了浙江大学工业自动化公司，它后来更名为中控科技。据媒体的报道，“公司刚刚成立时，国内自动化行业基本被国外公司垄断，但中控的崛起打破了这一局面。2012年，中控集团拥有4000多员工，产值超过30亿元，并制定了国内自动化行业的第一个国际标准”。因中控的出现，将国际同类公司的产品价格降低到原来的三分之一，为国家节约起码400亿元设备引进资金。在二十年里，几乎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到浙江考察高科技企业，中控科技都是必到的一站。
在这十多年里，褚健也没有放弃学术上的研究。从1997年到2013年，他获得过8个国家级的科学技术进步奖，其中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次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甚至在被捕前的2013年7月，褚健的名字还出现在173位候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名单中。在2005年，他被任命为浙江大学的副校长，分管人事、离退休、学校企业工作。他还是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2014年8月24日，浙江省检察院反贪局起诉褚健。在起诉意见书中，一年前媒体所报道的前三项指控均无涉及。其罪责聚焦于2003年的中控科技涉嫌掏空浙大海纳资产一案。
浙大海纳是1999年由浙江大学企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联合浙江省科技风险投资公司以及褚健等人共同发起，以社会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当时的招股书，浙大海纳上市时的核心资产主要有三块，即浙江大学半导体厂、杭州浙大中控自动化公司、浙江大学快威科技产业总公司经营的业务。这三块业务，经由资本运作，先后被剥离，并试图再次包装上市。在2003年，中控科技完成了一次决定性的增资转让，褚健及其妹妹以60%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褚健因此一度被流传为“浙大首富”。
检察院的起诉书认为，在中控科技从浙大海纳中被剥离出来的时候，完成了一次产权私有化的动作，而褚健家族成了实际的产权所有者，也因此，犯下了“侵吞国有资产”的罪名，其犯罪涉及金额高达7000多万元，这足以致褚健于万劫不复之地。
这是中国企业变革史上一段迄今仍然争议重大的公案：从1998年到2004年，中国企业界发生过一场以“国退民进”为主题的产权清晰化运动，数以百万计的国有、集体企业被出售给私人，其中，苏南及浙北地区就有97%的国有、集体企业被私有化，从客观上看，这无疑释放了中国产业经济的生产力，完成了产权私有化的“惊险一跃”，中国民营资本集团的格局是在这一时期被确定下来的。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来没有出台过产权量化改革的政策性条例，因此，每一家企业的产权清晰改革都手法暧昧而讳言莫深。从严格的现行法律意义上，几乎所有的产权改革都可以被视为“国有资产流失”，每一个产权获益者都有“侵吞”之嫌。正如已公布的信息可知，中控科技的产权清晰，正发生在2003年。
褚健事件，在国内教育界和科技界引起巨大的震动。这一案件中颇多可讨论的地方，其中涉及体制内创业、科研经费使用、科研人员知识产权认定，以及科技型企业股权合法转让等多个命题。因此，褚健的遭遇有非常大的典型性，几乎所有在高校内从事产学研工作的人都有极强烈的共鸣。
多年以来，我国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开发上一直给予了很大的扶持力度，然而，在制度层面上却始终有着种种的漏洞。很多人问，中国有那么多的高校，有那么多的优秀科学家，可是为什么出不了一个硅谷？其最大的区别恐怕正在于：硅谷形成了人才—高校—资本—公司的生态型环境，在这一生态链中所有的资源配置都是建立在成熟、公开的法治土壤之上。
而在中国，却往往因制度建设的滞后而阻碍了创新及人才的涌现。
由此，似乎存在着一个“褚健困境”：在现行的高校科研体制下，若一个科学家欲将某一技术进行产业化开发且从中拥有个人产权，那么，产业做得越大，他的犯罪概率就越高，且犯罪金额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