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中国企业2008-2018 精彩片段：
企业史人物 向死而生
李玉琢是华为早期的一名副总裁，因为与爱人常年两地分居，他向任正非提出辞职。任正非听到这个理由后，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他脱口而出：“为什么要离职，你可以离婚啊！”
2016年4月的一个晚上，有人在虹桥机场拍到一张照片，72岁的任正非独自一人拖着拉杆箱，排队等出租车，身边没有助理和专车。过了两个月，又有人在深圳机场的摆渡大巴上，拍到几乎同样的场景。
这一年的5月30日，北京召开全国科技大会——1978年，33岁的任正非参加过这个大会，当时他是6000名与会者中最年轻的人之一——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俱到场讲话。轮到任正非发言时，他说：“华为已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华为已前进在迷航中。”熟悉他言行的人都知道，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他一直表现得忧心忡忡，随时准备迎接“大限”的到来。
事实上，华为是四十年企业史上最成功的民营企业。在2012年，华为取代爱立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通信设备生产者。2014年，华为的国际专利申请件数超过多年盘踞第一的美国高通，跃居全球公司之首。在2017年的世界500强榜单中，华为以785.1亿美元营业收入名列中国民营公司第一名，全球第83名。
任正非似乎是一个笛卡儿式的怀疑主义者，他们承认知识的有限程度，对人类行为的正面动机缺乏信心，因而更愿意以系统性的怀疑和不断的勇猛考验，达到求知求实的目的。放置于中国，他则类似于商鞅、曹操这样的人物。
多年以来，他一直拒绝与媒体直接见面，只在2014年的6月，接受过一次并非事先安排的、短暂的记者群访。外界对他的思想的了解，全部来自那些有意无意“泄露”出来的内部讲话或信件。
2000年，华为跃居全国电子百强首位，他发表《华为的冬天》，提出“磨难是一笔财富，而我们没有经过磨难，这是我们最大的弱点。我们完全没有适应不发展的心理准备与技能准备”。2002年，他写下《北国之春》，认为：“什么叫成功？是像日本那些企业那样，经九死一生还能好好地活着，这才是真正的成功。华为没有成功，只是在成长。”
2012年，他发表《一江春水向东流》，其中透露：“2002年，公司差点崩溃了，IT泡沫的破灭，公司内外矛盾的交集，我却无能为力控制这个公司，有半年时间都是噩梦，梦醒时常常哭。我的身体就是那时累垮的。身体有多项疾病，动过两次癌症手术。”对于危机，他仍然保持了极大的警惕：“我们对未来的无知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我们可以通过归纳找到方向，并使自己处在合理组织结构及优良的进取状态，以此来预防未来。”
在一份内部讲话中，他更直率地说：“十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也许是这样才存活了十年。我们大家要一起来想，怎样才能活下去，也许才能存活得久一些。失败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大家要准备迎接，这是我从不动摇的看法，这是历史规律。”
“向死而生”是当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元命题之一，死亡在存在论上不是一个事件，而是存在本身，因此萨特才说，“我不是为着死而是自由的，而是一个要死的自由的人”。在任正非的所有传世文本中，均未见他言及任何哲学家思想，这只能说，是生命的苦难和磨砺让他成了一个悲观的勇敢者。
华为是一家非常独特而神秘的企业，在资本架构的设计上有两个特点。其一，任正非本人在华为的持股比例只有1.01%，其余的98.99%属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10多万名华为员工在服务期间享有股息分红权，离职之后则再无瓜葛。任正非说这一制度设计是当年他与老父亲讨论的结果。其二，华为是资本市场的“绝缘体”。在2013年4月的一封内部邮件中，任正非明确表示：“未来五到十年内，公司不考虑整体上市，不考虑分拆上市，不考虑通过合并、兼并、收购的方式，进入资本游戏。”
在某种意义上，华为更像一个内向繁衍的“种族部队”，自生胚胎，外拒通婚，因而保持了强大而纯粹的文化聚合力，同时也容易引发外界的好奇和猜测。2012年，当华为超越爱立信之际，《经济学人》曾发表《谁在害怕华为？》一文，质疑华为的崛起，引起了关于网络间谍活动的恐慌，“有人认为中国政府在帮助华为赢取海外合约，以便让谍报人员利用其网络来进一步窥探全球电子通信网络”。
在企业文化上，华为的全部管理制度和政策强调“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让听得见炮声的人来呼唤炮火。正是这种对前进的不容置疑的拥抱，造就了一个很难被击垮，却又有着种种内在纠结的战斗型组织。
在华为，有两个10%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