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中国企业2008-2018 精彩片段：
2018 改革的“不惑之年”
这个时代从不辜负人，它只是磨炼我们，磨炼每一个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平凡人。
——本书作者
到今年年底，孙中伦将完成硕士学业，他出生于1994年，在剑桥大学的人类社会学系就读。在过去的几年里，每当暑假期间，孙中伦就会回国参与不同的社会实践。他在北京的单向街书店当过店员，去甘肃定西做过支教老师，在成都漆器厂当过学徒工。2015年的时候，他孤身南下东莞，在一家电子厂当了两个月的打工仔。
在这个国家最简陋的教室及那些被机器轰鸣声淹没的车间里，孙中伦遇到了他的同龄人和一个陌生的当代中国。“那里有打铁声，塑胶味，一群忙碌无言的人和一堆日夜不休的机器。”孙中伦说，“我真无能为力，为他们做不了什么，我就是想把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
距离他打工的工厂300米远，是亚洲最大的观澜湖高尔夫球场，那里出没着这个时代的成功者，当然也包括他们那如南国阳光般明亮的子女。根据中欧商学院的一份调查报告，一半左右的企业家二代表示对继承他们父辈的产业兴趣不大。孙中伦的家乡在江苏江阴，那里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富裕起来的乡镇，与他的祖父年纪相近的吴仁宝是第一代著名农民企业家，他领导的华西村一度号称“天下第一村”。如今，吴仁宝已经去世，由他的三个儿子领导的华西村集团正面临严峻的转型压力。
四十年来，一切已经出现的、正在发生的，都无可厚非。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如同一粒被糖衣包裹着的巧克力，它也许是甜腻的，也许是苦涩的，但是，其内心却是一致的焦虑。
焦虑也许正是这个时代唯一的特征。
在这轮经济变革开始的1978年，全体国民并不知道未来之路通往何处，他们所能够告诉自己的是，必须从贫瘠中逃离出来，无论用怎样的手段，在金钱的意义上改变自己的命运。那是一个混乱而野蛮的年代，一切秩序都被破坏，一切坚硬的都烟消云散。
到2008年的时候，广袤疆域中的每一寸土地都被翻耕，每一堵围墙都被冲击和推倒，每一个城镇、街道和家庭都面目全非，经济的高速成长以及奥运会的盛大举办，给全民留下了一段激荡的岁月记忆。
再过了十年，当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当孙中伦们也成熟起来的时候，新的国民命题开始出现了。人们发现，旧有的机遇、经验和能力消失了，贫富悬殊、阶层固化替代物质发展成为新的挑战，甚至连互联网也形成了让人畏惧的垄断性力量。
从1978年的徘徊苦闷，到2008年的激越亢奋，再到此时此刻的群体焦虑，四十年的中国以空前的破坏性创造，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勇气和格局。同时，也让这个国家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中，迈向更辽阔的未来。
对抗焦虑的最好手段，也许仍然是不甘现状和剑及履及的进步。
美国心理学家罗洛·梅（Rollo May）发现，20世纪中期，美国中产阶层中弥漫着焦虑的情绪。在《焦虑的意义》一书中，他挑战了“精神健康就是没有焦虑”的流行观念，相反，“适度的焦虑与人的活力以及创造性成就，存在密切的内在关系”。许多时候，解药与毒药并行交织，而减缓焦虑的手段之一，便是从事疯狂的活动，“对工作的大力强调，已经成为缓和焦虑的一种心灵功能”。
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中国既有自身成长的转型特征，同时，它也越来越融入全球现代化的普世性进程。从年广久、吴仁宝，到张瑞敏、柳传志，再到马云、马化腾，以及正在剑桥深造的孙中伦们，中国在不同的时代给出不同的机遇和使命，让一代代人用自己的方式承担和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