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天空_牵犬东门岂可得

牵犬东门岂可得

——李斯并非没有自知之明，只是自知之明得太晚了一点

李斯（？—前208），楚国上蔡人。早年在本地粮库，当过管库员。一个小县城的粮站工作人员，少不了肩挑背扛，码垛翻仓，杀虫防鼠，下乡收粮等体力活，是一项很劳苦，很琐碎，很没有意思的工作。此人不甘庸庸碌碌，当一个以工代干的管库员，终了一生。于是离家去寿春投师，从学荀卿。荀卿乃大师，能拜他门下，成为高足，说明李斯非泛泛之徒。在班上，荀卿特别器重两位同学，一为李斯，一为韩非，也为大家公认的尖子生。因为这两位，第一，聪明；第二，能干；第三，有点子；第四，敢作敢为。学业结束以后，身为韩国贵族的韩非，自然回国任要职去了。荀卿知道李斯来自穷乡僻壤，那里的油馍很劲道，熏兔很入味，可县城天地很小，空间不大，一个小人物，既无政治资源，更无后台背景。看他是块料，有治国理政的才能，便为他在楚国首都的政府机关里，谋了一份差事。

儒家看人，往往注重好的一面，荀卿没有发觉这个小地方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其出头欲望、野心叵测的另一面。李斯有他农民的狡猾，深藏不露罢了。他婉谢了老师的这份好意，虽然在寿春当公务员，比回上蔡县继续以工代干，强上百倍。但他认为不能这样虚度光阴，混吃等死。这一来，荀卿才知道这个河南汉子，乃是一个具大抱负，有大志向的学生，不觉肃然起敬。李斯认为，“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入秦。”他对荀卿说，老师啊，天底下最可怕的事就是卑贱，最痛苦的事情就是穷困。我卑贱到极点，我穷困到极点，当今之务，我不能待在寿春以混日子而满足，而是应该赶紧搭上西行列车，到咸阳去求发达。他相信：“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乃辞别荀卿，西入秦，老师也就只好祝他一路顺风了。

人生道路，对平庸的人来说，走对走错，是无所谓的。走对，好不到哪儿；走错，也坏不到哪儿。而对李斯这样一个强人，敢下大赌注，敢冒大风险，就很难说他入秦是对还是错了。

他到秦国以后，历任廷尉、丞相等重要职位，为秦王上“皇帝”封号，废分封而行郡县制，统一六国文字为“秦篆”。“以吏为师”，禁绝私学，焚《诗》烧《书》，罢黜百家，坑杀儒生，钳制文化。严禁文人儒士是古非今，谤议朝政。同时收缴武器，浇铸铜人，以防造反。这一系列的暴政，大都出自这位上蔡县管库员的点子。因此，秦始皇视之为膀臂，授之以重任，仕途立现光明。从此顺风顺水，一路发达，他的官也做到了极点，他的辉煌也达到了极点，如此说来，李斯告别荀卿到秦国开拓的这一步路，是迈对了的。

《史记·李斯列传》中，记载这个管库员到了咸阳以后，很快就暴发起来，暴富起来，官运暴红起来，连他自己也觉得暴到快要爆炸的程度。“斯长男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归咸阳，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李斯喟然而叹曰：‘嗟乎！……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唐·司马贞在《索隐》中解释：“税驾犹解驾，言休息也。李斯言己今日富贵已极，然未知向后吉凶止泊在何处也。”树大招风，高处不胜寒，若是急流勇退不了，在官场绞肉机中，谁也不可能成为永远的幸运儿。问题在于他明白物极必反的道理，爬得越高，跌得越重，混得越红，死得越惨。可就是不肯收手，不甘罢休，不能刹车，不知回头是岸，于是，这位上蔡农民，只能与所有利欲熏心之徒，作恶多端之辈，一步步走向生命的终点。不过他的最后下场，要更惨一点，“具斯五刑，论腰斩”。

按《后汉书·杨终传》“秦政酷烈，违牾天下，一人有罪，延及三族”的唐·李贤注释，应该是“父族，母族，妻族”，这时，他屈指一算，他的腰斩，要多少颗头颅陪葬，至少，好几百条性命，受其株连。在中国历史上，他不是第一个被腰斩者，但他却是第一位被腰斩而死的名人。他最终得到的这样一个下场，回想他的西行入秦，到底是对，还是错，又得两说着了。

如果他不迈出这一步，继续在粮站当管库员，到点退休，领养老金，一样也活得自在，至少落一个正常死亡。李斯未发迹前，在上蔡那座小城里，放步东门，纵犬丘陵，兔奔人追，驰骋荒野，还是满自在的。尤其，夕阳西下，满载而归；尤其，四两烧酒，合家共酌。这种其乐融融的日子，老此一生，虽然平常、平淡，可平安，不比享尽荣华富贵，最后得一个腰斩咸阳的结果，强得多多？因为那是真正自由的快乐，发自内心的快乐，绝对放松的快乐，无忧无虑的快乐，最最底层的普通人的苦中之乐，最最贫苦老百姓的穷中作乐。可在他走出老家上蔡，来到秦国为相，就不再拥有这样实实在在的快乐。获得权力，自然是大快乐，但是，这种紧张和恐惧的快乐，疑虑和忐忑的快乐，随时会被剥夺、随时降临灾难的快乐，物质虽丰富、精神却苦痛的快乐，到了上夹板腰斩的此时此刻，面对着与他同死的儿子，除了“牵犬东门”的那一份至真的快乐，还有什么值得回味，值得怀念的呢？

聪明的人，不一定就是理智清醒的人；能干的人，不一定就是行事正确的人。有点子的人，不上正道的点子，是既害人又害己的，而敢想敢干的人，一旦为非作歹起来，那破坏性会更大。荀卿的这位学生，始皇死后，为了巩固其既得利益，阿顺苟合于赵高，那是一个心毒手辣、无所不用其极的坏蛋。贪恋高官厚禄的李斯，利欲熏心，竟与魔鬼结盟，参与密谋矫诏，立胡亥而逼死扶苏。秦二世当权，自然宠信赵高。于是，李斯向二世拼命讨好，怂恿他肆意广欲，穷奢极乐；建议他独制天下，恣其所为。赵高哪能容得指鹿为马的胡亥，本是他手中玩弄的傀儡，任由李斯操纵。便设计构陷，令其上套，使二世嫌弃他；捏造事实，不停诬告，使二世憎恶他。加上李斯的儿子李由，先前未能阻击吴广等起义农民军西进获罪，新账老账一块算，以谋反罪腰斩于咸阳，那是公元前208年。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这句既是临终，也是临别的话，“牵犬东门，岂可得乎！”便成为悔之晚矣的传世名言。

李斯所以要走出上蔡，所以要西去相秦，所以能够发达到“富贵极矣”的富贵，“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的显赫，起因说来可笑，却是由于他受到老鼠的启发。这就是《史记·李斯列传》开头所写：“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厕所中的耗子，吃的是粪便，一见人来狗叫，慌忙逃避；粮库里的耗子，无一不吃得肥头大耳，膘满体壮，而且永远没有饿肚子的恐慌，永远没有人犬的惊扰，永远没有刮风下雨的忧虑。于是，他感到自己其实的渺小，真正的不足。上蔡这巴掌大的县城，对他这只具大抱负、有大志向的耗子来讲，就是“厕所”而不是“粮仓”了。

司马迁说李斯不过是“为郡小吏”，那口气是鄙夷的。他所担任的那个职务，城关粮站的管库员，在一群乡巴佬中间，也算得上是出人头地的区乡干部了。但这个相当寒碜的土老帽，目标正西方，一步一步向咸阳走去，那绝不回头的蛮劲和冲劲，真是值得刮目相看。一开始，李斯并未想投奔秦始皇，只要不当“厕”中之鼠，能够进入秦国统治集团，在那样一个“仓”中为鼠觅食，就相当满意了。但这个农民越走信心越大，越走野心越盛。中国农民，当他束缚在一亩三分地上的时候，手脚放不开，头脑也放不开，那种庄稼人的小心眼、小算盘、小天地、小格局、小农经济、小家子气，为其基调。然而，当他离开土地，离开乡村，变成一无所有的流氓无产者之后，马上就会成为毫无顾忌的、横冲直撞的、否定秩序的、破坏规则的强悍分子。攫取和获得，便是他们的主旋律。李斯到达咸阳，就不再是原来一口豫东口音的上蔡土老帽，而是满嘴地道秦腔秦韵的政坛新秀。第一步，他知道吕不韦崇拜荀卿，便以荀卿弟子的身份，“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不韦贤之，任以为郎”。第二步，他知道秦始皇和吕不韦的血缘关系，便由吕牵线，得以向这位帝王进言：“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如除炉灶尘土一样容易），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从，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第三步，他出主意：“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从则给钱，不从者要命，李斯这两手都是够恶够狠的。

其实，汉·主父偃说过“鄙儒不如都士”，是有道理的。自古以来，由于城乡差别与受教育程度不同的素质差异，由于远离城市和隔绝文明的闭塞心理，由于缺乏广泛社会联系和多面人脉联系的无援状态，从乡野农村里走出来的知识分子，获得权力的几率，较之城市知识分子要低得多多。所以，在权力场的争夺中，那些渴嗜权力而机遇不多的乡下人，往往比城市人更多冒险意识，更多投机心理，也更多赌徒思想，更多不遵守游戏规则，更多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而李斯，比他人更无顾忌一些，更愿意采取非常行径。按劣币驱除良币的定律，正是这份野心，使他在秦国权力场的斗争中，倒容易处于优势地位。

就在帝国权力场中的不停洗牌中，李斯脱颖而出，所向披靡，攀登到权力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