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天空 精彩片段：
嵇康和阮籍
鲁迅先生认为，这两位文人“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这大概是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骄视俗人，当然是无所谓的，骄视当朝执政，就有吃不了兜着走的结果。
“竹林七贤”中的这两位文人，阮籍的佯狂，似是南人所说的“捣糨糊”“无厘头”，而嵇康的刚肠嫉恶，锋芒毕露，抵抗到底，不逊不让，则是北人所说的“较真”“别扭”“犯嘎”“杠头”。
当时，司马氏当政，这两位文人不开心。因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要篡夺曹魏政权。虽然，阮籍于高贵乡公在位时，封过关内侯这个虚位，任过散骑侍郎这个闲差，虽然，嵇康娶了长乐亭主，与魏宗室有姻亲关系，还任过中散大夫，但是，阮和嵇，并非特别坚定的，要誓死捍卫曹氏帝王的勇敢者。
应该说，谁来当皇帝，这两位已经享有盛名的文人，既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可他们，是有头脑的文人，不能不对眼前发生的这一切，置若罔闻。第一，司马氏之迫不及待，之步步进逼，之欺软凌弱，之凶相毕露，让苟延残喘的魏主，度日如年。太过分了，太不像样子了，因此，很是看不过去。第二，司马氏大权在握，钳制舆论，镇压异己，不择手段，弄得社会紧张，气氛恐怖，道路以目，宵小得逞。太嚣张了，太过分了，所以，很心烦，很厌嫌，这两位很有点脾气的文人，便产生出来这种对立甚至对抗的情绪。
大多数中国文人，在统治者的高压政策下，常常采取既不敢正面抵抗，也不敢公然唱反调的态度，以不回应、不合作、不支持、不买账的消极精神，也就是鲁迅诗中所写的“躲进小楼成一统”那样，尽量逃避现实。
但是，逃避，谈何容易，文人在这个世界上，又没有得了自闭症，怎么可能感官在受到外部声音、颜色、气味的刺激，了无反应呢？现在来看魏晋时期的这两位大师，阮籍在反应的反映方面，掌控得较为适度，而嵇康在反应的反映方面，则掌控得往往过度。于是，在这两位身上，聪明的人不吃亏，不太聪明而且固执的人常吃亏，便有区别和不同了。
《世说新语》载：“晋文王（即司马昭）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注引《魏氏春秋》：“阮籍，宏达不羁，不拘礼俗。兖州刺史王昶请与相见，终日不得与言，昶愧叹之，自以不能测也。口不论事，自然高达。”
其实，嵇康与阮籍，是极好的朋友。《晋书》载嵇康“以高契难期，每思郢质，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但他对山涛承认：“阮嗣宗口不言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很是羡慕，很是想学习这位小他一岁的神交之友，很是希望自己聪明而不吃亏，但好像总是学不到位，总是把不住嘴，总是要反映出来。
这两位的分野，也就成为后来中国文人延续下来的生存方式。
一是像阮籍这样，不去找死，在统治者划定的圈子里，尽量写到极致。一是像嵇康这样，不怕找死，想方设法，要把一只脚踩到圈外，哪怕为此付出代价。前者，我佩服，因为与强权周旋，如走钢丝，那需要极高的智慧。后者，我钦佩，因为这种以卵击石的游戏，敢于挑战必输的结果，那需要极强的勇气。
生存的智慧，战斗的勇气，是除了才华和想象力以外，中国文人最可宝贵的财富。若既无智慧，又无勇气的碌碌之辈，只有期望一位与你同样平庸的君主，网开一面，度过一生了。嵇中散先生的不幸，有智慧，更有勇气，偏偏生在了魏末，偏偏碰上了那个司马昭，这真得感谢老天爷给他安排的好命了。
司马昭，当时，不可一世，连曹姓皇帝也只能仰其鼻息讨生活，何况你嵇大师？
他干掉高贵乡公曹髦以后，又不能马上下手再干掉元帝曹奂。因为曹魏政权，还没有到了摧枯拉朽、一触即溃的地步。因此，司马昭仍需继续积蓄力量，扩大地盘，继续组织队伍，制造声势，继续招降纳叛，削弱对手，继续将社会名流，上层人士，豪门贵族，文坛高手，拉到自己的阵营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