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天空 精彩片段：
母校的感觉
——兼谈《冬天里的春天》
人民文学出版社对于我来讲，总是有一种母校的感觉。
因为我的第一部书，也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是经由这家出版社，才得以问世的。如果说，五十年代我第一次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改选》，算是进入“文学”的课堂，获得了一张入学证的话，那么，八十年代，终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冬天里的春天》，由写短篇小说到写出长篇小说，我相信，经过在这座文学课堂里的训练，也可以领到一张结业证书了。
那一天，当我拿到样书，捧着那白纸黑字，装订成册的我的第一本书，走出出版社大楼，就在拐弯的南小街里，觅了一家清静的小酒馆，坐下来，要了一小瓶酒，给自己倒上的时候，有一种在大学里通过论文答辩以后的轻松。
然而，又并不轻松。说实在的，经历了那些年见不到头的颠沛流离的日子，折腾磨难的生活，忍受着狗彘不如，谁都可以踢你一脚的屈辱，除了恨以外，轻易不动感情。心如茧硬，对世界通常表现得比较冷漠，很长一段时间里，低着头走路，闪避所有熟识的面孔，连笑都不会了。
但是，这一天，透过酒馆浑浊的玻璃窗映进来的薄薄阳光，居然将那两本厚厚书籍封面的黄色，照得灿烂，甚至辉煌。我知道，那是错觉。然而，这热烈得让人心暖的光彩，使我早已无泪的枯涩双眼，竟不由得潮润了起来。
因为这世界，曾经那样挤对我，拒绝我，所有的门和窗，都对我紧紧关闭，我以为我不会再有机会。因为这世界上，竟有那么多心术不正的人，我与他无冤无仇，但偏要把我往死里打发，我以为我再也碰不上好人。所以，要我忘掉那痛苦的岁月，不可能；要我原谅那些给别人制造痛苦的王八蛋，则尤其不可能。当然，应该宽容，应该淡忘，应该向前看，但二十多年那灰色的，黑色的绝望阴影，在脑海里烙下太深刻的印痕，甚至直到年逾古稀以后，还是黑夜里永远做不完的噩梦主题，真是一种可怕的熬煎。有时，一身冷汗地从梦中惊醒，醒来以后，好一会儿，也排除不掉那精神上的镣铐，以为还是昨天的那个囚徒。
幸而有文学，文学使我相信世上有崇高、正义、公平和友爱，否则，也许早就失去活下去的意义了。另外，文学也给我一种自我能力的肯定，所以，有许多次死的机会而未死，其实，心里也在赌，看到底是被一棍子打死，还是如同贬义词所说的“人还在，心不死”，要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走到底，没有输到最后，决不认输。
回过头去审视我的文学生涯，从心底里感谢两个“人民文学”，一个是发表我处女作的《人民文学》杂志，一个便是出版我首部书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如果说前者使我走上文学之路，那么后者，则是认证了我从事文学的资格。如果说第一次发表我的作品，只是表明了一种可能性；而拿到第一部我的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像是给了我一张毕业文凭。所以，在我心目里，对人民文学出版社，便生出一种母校的感觉。
这是新中国第一家文学出版社，新中国的文学事业，是从这里开始的。我很骄傲，因为我是从这座名校里走出来的一员。
我还记得第一回走进朝内大街166号那天，那是一九七九年的五月份，早一点，或者晚一点，已经记不准确了。那时，中越边界的战事已经结束，我从前方回来，得知出版社在找我。我连好坏参半的想法也不敢有，便拎了一个很大的手提包，准备去装回退稿的这部长篇小说。因为我私心揣测过，在还没有人尝试在长篇小说领域里使用这种时序颠倒写法的当时，大概它的命运是不会被人理解的，更不敢企求有人赏识了。
五十年代建成的“人民”和“人文”共处的这座大楼，到了八十年代，显得相当局促甚至寒碜而且窝囊，实在和这两块金字招牌太不相符。办公室的桌椅板凳，有的甚至能与文学史上的响亮名字相联系，当作文物也无妨的，可还在不胜负荷地继续为人民服务。然而，我想，每一个作家第一次走进这座陈旧的大楼里，对那无奈的苍老，陈年旧书的气味，都会怀着虔敬之心，我也不能例外。沿着许多同行走过的楼梯，踩着忐忑的步子，走进那条黑黢黢的走廊，然后，一扇门在我眼前打开了。
就在这座门里，我得到一个非常肯定的答复，用。
我没有想到，不但获得了一次以为不可能的文学机会，而且，还遇到一些心地很好，希望你得到成功的人。错过了大好年华的我，曾经叹息过，机会不再与我有缘，现在看来，只要争取，在一个开始变好的年代里，未必幸运就会掉脸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