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思潮 精彩片段：
第十章 当代长篇小说精神主潮
第三节 文学作品中“人”的现代化精神诉求
文学是人学，不仅仅在于文学是从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等等方面来表现“人”的，更通过“人”在性格深处的悸动，潜在地轨迹了整个民族的精神嬗变。巴尔扎克被赞为法国社会的“书记官”，托尔斯泰被誉为俄罗斯民族的“良心”，鲁迅更是被直接称为“民族魂”，正是缘于他们对“人”的最深刻的创造。近三十年长篇小说也通过独特的人物谱系，通过他们在不同的命运与遭际中的心灵挣扎与蜕变，进行并实现着“民族灵魂的重铸”的伟大工程，并以“人”的“现代化”形式执著地表现出来。
所谓“现代化”的概念，本兴起于1920年代，但直到60年代，才在社会学领域里得到公认。一般说来，它往往是指在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在以工业化为先导和前提的基础上，发生在社会各个不同层面上的历史变迁过程。它既标志着生产力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经济的迅速发展，物质财富的巨增，也伴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社会结构的重新组合，价值观念的更新。但这种变迁也是首先反映在国家体制及政治、社会、文化体系中个人的角色和作用的变化上的。(18)许多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在经历长久的现代化阵痛和难产之后，也逐渐意识到了，当国民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意识之中，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时，不但会构成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而且，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19）因此，人的现代化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之前提与当务之急。
在谈到人如何现代化时，英克尔斯提出了“现代人”的种种特征，其中主要包括：准备和乐于接受未经历过的新的思想观念，新的行为方式，适应社会的各种改革与变化；胸襟开阔，头脑开放，并尊重和认真考虑来自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不囿于成见，不因袭传统，敢于向传统的智慧和教育内容挑战，有强烈的个人效能感，对人和社会的能力充满信心，等等。（20）解思忠一方面借鉴了这些以工业文明为根基的、人的现代化素质理论，一方面又从中国的农业文明背景出发，参照近代以来鲁迅、陈独秀等人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并以当代中国为坐标，提出了“现代人必备之人格素质”，这就是：独立人格、主体意识、个性解放、自我实现、个人尊严，宽容、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等五种精神以及人权与公民意识等等。从这些论述来看，我们认为，人的现代化主要是指人在精神方面的变革，它源于工业文明但并不限于工业文明，它的实质包括着人对传统的超越、对不良现状与所处地位境况的变革、对人的发现与重铸、对人与他者的和谐性追求、对人的创造性及未来的自信等等。它与民族之“力”的区别在于，它更注重人“化”的动态过程，也是对民族之“力”在时代变革之中的提升。
在众多的人物谱系中，前述的小说再加上《圣天门口》《无字》《桃李》《东藏记》《历史的天空》《秦腔》《亮剑》《水乳大地》《悲悯大地》《沧浪之水》《湖光山色》《受活》《笨花》《生死疲劳》《解密》《英格力士》《平原》《城的灯》《青狐》《命运峡谷》《人面桃花》《张居正》《英雄时代》《梨花似雪》《藏獒》《白豆》《狼图腾》《乌尔禾》《机器》《额尔古纳河右岸》《赤脚医生万泉河》《无土时代》等作品，主要选择作为民族主体与基础的农民、女性、改革者、知识分子形象，从他们的生活遭遇深入到性格内部，以及他们在现实境遇中的艰难蜕变及其灵魂的灰色地带，挖掘我们民族的现代性质素，寻找民族灵魂重铸的现代化途径，并从精神高度完善着中华民族的自我更新。
正如我国一贯所强调的，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就是农民的现代化。同时，由于长期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的影响，农民形成了根深蒂固又如汪洋大海般的小农意识，袁银传在他的《小农意识与中国现代化》一书中精辟地指出，这种小农意识主要表现出非主体性、狭隘偏执、封闭保守、逆来顺受、不图进取、害怕竞争、迷信盛行的文化心理和权威心理。它“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22)甚至成为农民的“集体无意识”。然而，在中国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中，由于政治运动、生活变迁、教育改革、科技进步、生存竞争、离开土地进城等等因素，农民也自觉或被迫地进行着价值观念、文化心理、精神取向、生命意识等的剧烈变革。这些长篇小说从多个方面审视了中国农民现代化的艰难、曲折及其代价。如《黄河东流去》中的春义与凤英本是一对“由一场黄水冲到了一起”患难夫妻，春义是个地道的庄稼人，好面子，“宁可黑脸求土，也不笑脸求人”，在灵魂深处充满了守旧的传统观念；与之相比，凤英则不仅聪明、能干、有心计，能入城随俗，非常快地适应新的环境，在金钱的诱发下，积极地施展着自己的巨大能量；《湖光山色》中的暖暖在趟过经济大潮所泛起的卑鄙、强权、背叛和依附之后，也终于找准了女人的发展方位；更主要的是她们能遵循现代生活的观念与逻辑，拒绝“嫁鸡随鸡”的命运安排，破除了“离婚”的伦理羁绊，在情义与人格的矛盾中，坚持主体的自由与独立，坚持对未来的期待与探索。当然，她们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离异不仅源于性格差异，也象征了她们既依赖传统作为自我现代化的基础，又不得不以撕裂传统作为自我现代化的标帜。在她们的精神深处，这种矛盾还潜藏着对自我无法把握的恐惧感、漂泊的茫然以及否定一切的冲动。这种不自觉地现代化无疑是复杂又充满风险的，它既因无法与传统“断脐”而可能导致农民现代化的反复乃至中断，使之退回到“化”前状态——如许茂老汉作为土改积极分子，合作化时的作业组长，在长期的“左”的政策压制下，又变得自私、孤僻、爱面子、心肠冷酷又性格脆弱，尽管通过颜少春推心置腹的劝导，温暖了他的心，使他看到光明而“变”了，但真正要变成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农民，他要走的路既漫长又坎坷；但它也无疑又孕育着农民自觉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与动力机制：
如孙少平与孙少安兄弟，作为在大时代的激荡中自觉现代化的农民代表，实际上寄托着作者对农民的现代人格设计理想。尽管作者为孙少平设计了“农民进城”的老模式，但与祥子们的“堕落”结局相比，孙少平在摆脱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传统生活之时，又执著地追求与城里人平等、有个人尊严、以知识充实精神空间、有文化品味、以科学技术来提升煤矿的竞争力与生产力、有能力把握自己的人生选择、雄心勃勃地自我实现……孙少平由“乡村→城市”的曲折经历就象征了农民现代化之“难与痛”。作者也为孙少安设计了现代版的“丑小鸭”模式。在作者看来，由于先天的小生产者出身与无比广大又深厚的文化背景，使农民被深深地吸附在“土地”上，无法离弃也无法改变自己的生活规则，甚至自己也成为农业文明的“构成传统”，在面临着整个时代无可阻挡的现代化浪潮之时，身负重荷的农民转型无疑是尖锐、剧烈并惨酷的，特别是他不得不踩着“土地”来改变自己亘古的生活方式之时。如孙少安从十三岁就挑起生活重担，他无法象孙少平一样，通过离土来改变自己的人生模式，他只能在土地与时代的交点中，寻找自我现代化的契机。因此，他在精神方面的进步就显得更为滞重与迟缓，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他必须依赖孙少平这个精神导师。他通过做生产队长、拉砖、贷款办砖窑、投资建村办小学等等行为，努力做成一个有主见、有无限的进取精神、不断地创造自己、通过善举实现爱心、以道德立“人”、个人的效能感与强烈的社会主人翁意识等“新型农民”。作者遵循“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思维逻辑，通过不断地考验凸现“人”的正面价值取向，有意识地遮蔽了“人”的负面性。其实，现代化永远是一柄双刃剑，它在使人进步之时，往往也诱发了人的惰性、恶魔性或其他种种消极因素，并使人付出惨重的代价，这才是撕破了孙少平、孙少安兄弟的理想面具之后的残酷真实。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岳鹏程也审时度势，做了时代的弄潮儿。然而，他却是一个新旧交接的“悲剧人物”：一方面，他的现代化是被时代大潮所裹挟的，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巨大魔力，使他充分地释放着自身之“力”，它无疑顺应着时代的要求而体现出“进步性”，在现代社会，他的“办事果决、作风泼辣、举措及时，推行工作大刀阔斧，十分注重效率以及多谋善断与过人的决策能力”，(23)使他具备着充分的新人素质。然而，在本质上，他并未挣脱小农意识的羁拌，如他以“血汗创下大桑园”为资本，在权力方面，表现出专制、独断的家长制作风；以婚外恋之名，行畸形的纵欲之实；突破市场的伦理与法律底线，不惜采取倒卖紧缺物资的非法手段；庸俗地迎合领导，冷酷地与儿子决裂，面对利益的苟且与奸滑，特别是既缺乏明确的、形而上的人生价值追求又不可自拨于此等等，使他凸现的仍然是小农式的精神内核与对现代化的本能反动，所以，陈荒煤老人在看过《骚动之秋》之后，也忧心患患地说：“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既要清除长期封建思想所淤积的泥沙，也要防止资产阶级不正之风的侵蚀，不然就功亏一篑。”(24)岳鹏程既乘现代化之“潮”而起，但他的某些反现代化内质不仅可能给改革造成障碍，甚至会摧毁它的整个基础。《羊的门》中的呼天成、《湖光山色》中的现代农人邝开田何尝又不是如此呢？！
从总体来看，由于中国现代化关键的问题在于农民，不仅在于人数众多，也在于农民的负袭最重以及农民在当下的焦点性，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告诫的：“在不发达国家，农民构成了人口最基本部分，因此农民是变迁机构的首要目标。只有影响了广大的农民，发展规划才能实现。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它们多数人必须改变生活方式”和精神方式。(25)因此，引导和改造农民，使之成为现代化的主体，成为当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当今长篇小说对农民的现代化途径及其缺陷进行了深刻反思，它所涉及到的诸多问题，尽管欠缺现实的尖锐性和直接性，但其所体现出来的人文性与底层精神确实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毛泽东曾经指出，在封建社会及旧时代，妇女是受压迫最为深重的一个阶层，其中，不仅“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成为她们的人性枷锁，“三从四德”甚至使她们难以挣得做人的资格。就如孟悦与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中所说的，她们被“父权”淹没而喑哑无声，在男性的庞大阴影中找不到自己的归属与位置。在“人→女人→女性”的崎岖小道上，填满了她们的血泪与屈辱，如祥林嫂、“为奴隶的母亲”、三仙姑、新时期以来的菱花、存妮、孟莲莲以及张洁笔下的“痛苦的理想主义者”们等层出不穷的妇女悲剧。因此，在精神上，作为“沉默的大多数”，她们“被压抑、被扭曲，形成软弱、自卑、狭隘和依附心理，失去自主精神”。(26)不过，自1919年以来，妇女中的一批先进分子以“五四运动”为起点，以拯救中华民族为契机，积极投身于妇女大众的解放事业，她们从争取“男女社交公开”、“男女教育平等”、“女子经济独立”、“恋爱与婚姻自由”等等基础方面做起，从身体解放遂渐深入到不自觉地追求精神人格独立的现代化历程。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她们又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事业，在市场经济中勇于开拓和进取，努力在社会参与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以主人公的情怀，以“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气概，以求发展、求平等的追求，努力塑造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崭新形象。(27)在近三十年的文学书写中，长篇小说对此进行了高度的聚焦。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四姑娘许秀云在“文革”期间可说是已跌落于人生绝境：郑百如对她的野蛮占有与虐待、父亲对她的“嫌恶”、姊妹们对她的误解，特别是心爱的金东水对她以生命付之的爱情冷酷拒绝，几乎成为她的致命打击。但她毕竟不是旧时代任人宰割的弱女子，首先是她具备着独立的、现代的人格意识，所以她才不怕流言诽语，既在被孤立之中仍然坚定地留在葫芦坝，追求真爱；面对着各种命运障碍和外来压迫时，反激起了潜藏于她精神深处的斗争勇气；但她并不自私，揭开郑百如的真面目，决非一己报复，在追求个人幸福之外，她更有着对“左倾”错误的抵制和对国家前途的忧虑，有着不屈服于邪恶势力、弘扬真善美的追求，有着宁可毁灭也不愿屈辱苟活的刚强，有着对“新生活”无限向往与憧憬及其实现的无边力量，有着超越于“吃喝穿戴”之外对“幸福”的精神化思考，有着趋向时代进步潮流的潜在自觉。在对爱情的“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追求中，许秀云在精神方面实现了由“弱女子”向“女强人”的现代转换。当然，这种转换并不彻底，在她的性格内核深处，还有着对传统人格优质性的依恋和对现代人格未知性的质疑。
与之相比，《芙蓉镇》中“芙蓉仙子”胡玉音对现代人格的追求更为执著。尽管她有着与许秀云同样坎坷的爱情遭遇和命运挫折，但她超出后者之处在于，1960年代，她已经在芙蓉镇上开办了“米豆腐摊子”，这实在是妇女主动走上经济舞台的“自我亮相”，它不仅象征性地推翻了“女主内”的先在规约，而且培养了她的精明、热情，心里燃烧着对生活的热爱，这也使她在面对着“倒行逆施”时仍敢于追求爱的权利、做人的权利。秋玲在突破“出身”的障碍之后，也充分地展示了一个现代女性气质：如果说“唱歌、跳舞，在客户面前说着流利的英语和德语”只是秋玲现代化的表征的话，那么，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之中，在与岳鹏程的共同奋斗之中，秋玲所锻炼出来的主见、胆识，为大桑园出谋划策，以及作为接待主任独挡一方，都显示出农村女性在挣脱小农意识束缚之后的现代魅力。特别是金月兰，作为一个下岗女工，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勇敢地“扼住命运的咽喉”，与其他下岗人员一起，办起了“都得利”商场。她并不满足于仅仅谋生，在市场经济的广阔天地中，她不仅在“内部”引进竞争，更与国营商场展开竞争。在带领“都得利”的发展壮大中，她不仅在心境、眼界、精神面貌等等方面发生了根本变化，而且，她把自己主动地融进时代潮流，并以风险度来判定自己的人生价值。在她的成功之处，隐藏着当代社会对她所要求的种种现代性，如灵活、坚忍、决断，富于闯劲、创新与牺牲精神，等等。
当今长篇小说提纲挈领地展示了当代女性的现代化之“像”，但这其中也有女性的挣扎与徘徊，有她们的失败之痛，如《长恨歌》中王琦瑶的“反现代性”，本来她是可能做一个新式女性的。在现代史上，象她那样的“弄堂”出身却完全“脱胎换骨”的也不在少数，但她却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努力，心甘情愿地滑入青楼女子的人生模式，她的死，象征了反现代化的代价。当然，也有女性完成转型的血泪与欣喜，有不知所措的迷茫和忧伤，它让我们窥见了中国女性的历史走向及艰难程度，也让我们不由长久深陷关于女性道路和命运的时代沉思中。
在部分长篇小说中，涉及到了“改革者”的现代化问题。其实，无论是从它的理论、实践还是命名策略来看，改革者都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自新时期以来，尽管改革者经历了从“英雄”到“凡人”的变型，但他们身上都毫无例外地体现出了超前的眼光与视界、广阔的胸怀与一往无前的气概、与旧势力不妥协地斗争的胆识与魄力、与时代与世界同向的进取精神。既使挫折，却更能激起他们奋斗的勇气；既使失败，在退出历史舞台时，他们仍会以悲壮演绎豪情，他们具备着历史创造者的种种素质。一方面，在他们的精神内核里，又还未完全祛除旧时代的“封建性”，正如某些评论家所指出的，如缺乏民主政治意识与现代精神烛照的清官主义、“圣君”与“大侠”理想、崇尚绝对权力、法制意识淡薄、以传统的“治国安天下”作为自己潜在的改革模式与行动指南，或者以生活富裕、甚至以吃喝玩乐为满足，没有明确的精神与道德取向，在取得一定的成就之后，就丧失了初期的锐气，甚至肆意破坏做“人”的底线，以至被彻底异化。所以，在近三十年、特别是“改革者家族”中，如郑子云、陈咏明、阎鸿唤、岳鹏程、孙少安、田海明、李高成、陆承伟等人，都在通过“现代化”的大熔炉，不断地被搅拌、掺合，进行着艰难的灵魂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