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思潮 精彩片段：
第十一章 1990年代的欲望本体化
第二节 人在欲海中的迷茫与挣扎
性欲、权欲、物欲、钱欲作为吞噬影响人精神的极大因素，在欲望化书写的不同文本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揭示与表现。本节就典型性的作品分析不同欲望在不同文本中的表现形态。
(一)《伏羲伏羲》：性本能的客观化书写
《伏羲伏羲》叙述了一个古老的乱伦故事，小说从民国三十三年延续到新时期改革开放，三代人的弑父情结在时代的变迁中，在宿命的循环中绵延着，杨金山的命运宿命般地被杨天青承续着。这种对时代背景的强调在事实上却强化了人的生命本能，淡化了人的社会属性。生殖是人的最基本的生命本能，是生命延续的根本方式，无论社会和时代怎样变化，生殖都是人生命中的第一要务，它既是人的生物属性又是人的社会属性，性欲与乱伦禁忌的冲突是一种本原的文化冲突，乱伦的恐惧与政治运动的恐惧相比是更致命的，它摧毁的是人的生存意志，而不仅仅是人的肉体和精神。以孕育或繁殖为首要目的的欲望比情欲更本源、更具有毁灭性，因为它纯属动物的本能，只要看一看动物界为了物种的延续至今仍在进行的乐此不疲、锲而不舍的争斗，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个乱伦的悲剧故事了。
小地主杨金山与前妻在炕上滚了三十年也没有完成传宗接代的神圣使命，他用二十亩山地换回了比他小三十余岁的女人王菊豆。对杨金山来说，性的欢娱来源于生殖所带来的快感，性行为本身是没有意义的，生殖的压抑和外界的社会压力使他早已无法体验性本能的释放所带来的纯粹生理的快感。于是，他百般虐待怀不上孩子的菊豆，连新生的人民政府也奈何他不得，为了使自己的生命得以延续，他卖地吃肉吃药进补，不惜耗尽自己最后的阳气日夜奋战，在折磨妻子的同时，他内心也在经历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和煎熬，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存的绝望与悲哀使他丧心病狂。菊豆与侄子天青乱伦的结果——天白曾使他欣喜若狂，重新找回了失去的自我和做人的尊严，然而，轮回的因果惩罚了他，他种下的“恶”生出了“恶果”，菊豆为了报复他的虐待和侮辱，不仅与天青乱伦生子，还当着他的面与天青纵欲狂欢；天青为了报复他对儿子天白的伤害，差点儿掐死他，天青伺候他是为了让他受活罪，让他为自己和菊豆的乱伦打掩护，天青最初的那一点点良知和愧疚逐渐泯灭了，剩下的只有对杨金山的仇恨。人性的恶在生殖欲望和性欲望的双重煎熬下蔓延开来，肆意挥霍，怨恨和恐惧笼罩着杨家三代人。
杨金山在自杀未果之后顿悟，他苟延残喘除了对死亡的恐惧之外，就是复仇，他要让天青永远得不到自己的儿子，他做到了。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在实质上，天青永远都没有得到过儿子，他留给这个世界的只是一个乱伦的故事，一个关于“本儿”(硕大的男根)的神话。这是一个关于人类童年的原始的神话，这是一个关于生命原欲与社会伦理规范的冲突的悲剧和悖论，拥有旺盛生命力、创造了两个生命的天青一生倍受性的压抑，精神上受到叔叔和儿子的折磨，一辈子被儿子叫哥，一辈子叫自己心爱的女人婶子，还要忍受周围环境和家族势力的无形的压迫，天白对他的决绝与仇视使他恐惧，天黄的出世意味着他又多了一个兄弟，他到死都是一个老光棍，他深知自己永世无法逃出命运的捉弄。俄狄浦斯得到神的启示，千方百计要摆脱命运的安排；而天青却被性欲、仇恨和恐惧所操纵，深陷原欲的泥淖无法自拔。这就是命运的残酷，或者说这就是刘恒的冷漠！天青爱上了自己的婶子，这是生命的原罪，他为此付出了一生的孤苦和强悍的生命。这就是刘恒所理解的性，性就是一种最原始的本能冲动，是人的自然属性，是生命延续的最直接、最原始、最有效的方式。它创造着人，也毁灭着人。只要人类不消失，性就永远牵引着人、困扰着人、折磨着人，将人引向快乐的巅峰或罪恶的深渊。
刘恒没有赋予性“形而上”的意义，他展示的是性的形而下的自然意义，这种生物性的本能在与社会伦理规范发生冲突时，人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罪恶的深渊。菊豆一生受尽磨难和屈辱，爱和恨撕扯着她，她像一只老母鸡一样地活着，养着她的雏和雏的雏，她不能像天青那样摆脱情欲的困惑，她还有母性，我坚持认为母性更多的是一种动物性，它的形而上意义是人类社会赋予的或强加的。从菊豆的故事很难透视出什么时代的主题或脉搏，她几乎就是一个自然人悲苦的挣扎与抗争的寓言，与社会文化习俗较量，个体的力量实在是微乎其微的，难道这就是女人的宿命？作者没有将之处理成一个红颜薄命的故事，也没有将之演绎成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他只是平静地向人们诉说了一个女人被男人的欲望和自己的欲望所牵引一步步走向毁灭的故事，父亲发家致富的欲望将她推进了杨金山传宗接代的欲海之中，杨金山的残忍、天青的爱欲和她自己的性欲、复仇欲将她推进了乱伦的陷阱和恐惧之中，并将她永远钉在了人们记忆的耻辱柱上。
(二)《废都》：各种欲望的集体展示
1993年，贾平凹的《废都》发表，引发了一场文坛地震。1990年代温饱问题已经不是社会和大众关心的首要问题，只有对性欲的客观、写实性的展示才能引起轰动效应。这是众多文本将性作为核心展开叙述的主要原因，因为文学走向市场之后，作家就必然要考虑小说的消费市场需求，人们潜意识中的某种欲望膨胀之后也需要一个适当的渠道进行释放，文学作品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或满足了某些读者潜在的心理需要，人的某些欲望通过文学阅读在想象或幻想中得到释放，从心理学上说对人的身心健康是有益的，《废都》的出现恰恰满足了一部分读者的审美期待。《废都》不仅“是一次对纯粹的阅读欲望的最成功的煽动”，而且“有对欲望的革命性放纵”。(陈晓明语)路文彬也指出在《废都》里涌动着的，是对那个时代主流精神的必然回应。这种主流精神就是对欲望的发现和肯认。小说写出了全球化时代人们日益膨胀着的欲望追求，活脱脱就是一次人类欲望的大联展，但就庄之蝶来说，他的欲望其实是很实在的，也是非常具体的，是属于庄之蝶个人的，不仅包括强烈的性欲望，还包括生存的、艺术的、感情上的、物质上的，等等。他的物质欲求被遮蔽在名人外衣之下，他的权力欲在那场诉讼中严重受挫，他伪装自己维护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名人形象和尊严，在家里，他要保持家长的尊严，在社会上要树立精神领袖文化名人的高大形象，在周敏面前他要摆出大作家为人师表的姿态，在婚外性生活中要表现出浪漫激情性技巧和男人的雄健耐力，还要在几个女人中游刃有余，就像印家厚一样，每一个角色他都力不从心，各种欲望的围追堵截使他陷入欲望的泥淖无法自拔，他选择逃避——出走，然而在这个物欲的时代，他只有逃向死亡或混沌(中风)。就这样，理想和崇高被作者不动声色地、无情地解构，彻底地颠覆了，剩下的只有欲望。
《废都》的外在形态是庄之蝶和几个女人的性爱故事，其内在形态是借着庄之蝶在政治文化经济大潮的漩涡中艰难挣扎的生命形态，写出了中国1990年代现代化过程中现代观念对传统知识分子行为规范和内心世界的冲击，写出了知识分子在转型期对现代文明拒斥、对传统农业文明变态依恋的文化心理，以及两种文明在他们内心深处的巨大冲突。小说的隐性结构是社会文化批判，把人物的政治遭际与性爱生活交融在一起展示人物命运，借个体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婚姻生活和性交往来审视时代的政治文化变化，这种结构模式为展开更丰富复杂的生活内容和人物的心灵世界提供了更广阔的叙述空间。受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一向不屑于谈论物质欲求，而性是与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相关的，因此性较之物质欲求就具有更大的诱惑力。
小说的中心事件是一场因报告文学引起的关于个人隐私和名誉权的官司，诉讼本身就是一个富有现代意味的事件，因为只有在法制日益健全的社会环境里，在人的自我意识充分觉醒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这样的诉讼。围绕着诉讼，当事各方站在不同的文化立场上，表现了人们对代表着现代文明的这场诉讼的不同态度，庄之蝶希望私了，上窜下跳，托关系走后门说情，他潜意识中认为知识分子、社会名流涉足官司无论如何不是一件好事，千方百计阻止这件诉讼成为社会热点，这和当前的名人名星借隐私和“诉讼”大肆炒作相比，庄之蝶还算是一个羞耻心尚存的无行文人。景雪荫提起诉讼的目的一是显示自己的权利和高洁，二是借机自高身价。周敏本来想借名人发家，没成想“赔了夫人又折兵”。庄之蝶与几个女人的性交往都是围绕中心事件展开的，在诉讼的间隙中发生、发展的。
从庄之蝶与几个女人的交往模式来看，他们的关系几乎都是建立在庄之蝶自我文化身份认同的基础上，他的文化身份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遗留物，他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是传统的，他缺乏商品社会的应有平等意识和开放自由的品格，他与女性之间缺乏心灵的平等交流与对话，即使在性行为中，他也始终要处于主导地位，一旦性对象有了需求，他就会产生挫折感，并在生理上表现出来，在妻子面前性无能就与他在经济上对妻子的依附有关。他是西京四大文化名人之首，还有老婆借他名气开的一家小书店贴补家用，无论从文化修养、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来看，都该被列入十年后权威人士所开列的中产阶级的指标了。他的生活方式、精神困惑和崇尚清静的心境，也都是中产阶级才可能有的。因此，庄之蝶做什么事都放不开，连伤感和自怨自艾也生怕被他人知晓，处处以假面示人，他最怕别人触及他的心灵深处，习惯成自然，他自己也害怕触及自己的精神世界，举步维艰地躲藏着，许多人指责作者在小说中过多地保留了自己的影子，作者也说小说的创作是为了“安托自己的灵魂”，是自己的一段“心迹”，那么，作者越是回避庄之蝶内心的苦痛和悲凉，我们就越能感受到作者所未能言说的或不愿言说的属于作者的独特的心灵感受和体验。小说是对社会转型期都市文化生态的一种白描，四大文化名人借都市这座舞台展示自己生命的原欲，他们的生活态度、行为方式、精神世界，都使人难以认同，更不要说激起人的崇高感了。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深陷于形而下的世俗生活，沉溺于金钱、肉欲、名声等欲望的旋涡，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操守和社会良心正在丧失。庄之蝶在人格上缺乏应有的道德能力来约束自身的欲望，调节主体与社会的关系，从而迷失了自我。
贾平凹说《废都》写性“只是写了一种两性相悦的状态，旨在说庄之蝶一心要适应社会到底未能适应，一心要有作为到底不能作为，最后归宿于女人，希望他成就女人或女人成就他，却谁也成就不了谁，他同女人一块毁掉了”［31］小说“大肆描写”、“过度渲染”的性，实际上是一种在现实包围中的偷偷摸摸的可怜的性，一个名人将自己的灵魂寄托在“两性相悦”上，又生怕因此而影响他现有的既得利益，他用成功人士和文化名人的外衣遮蔽着他内心的痛苦，在外在行为上他是“偷情”，在精神维度上他的痛苦也处于黑暗中，见不得光，见不得人，只能深深地埋在心底，隐藏起来，连与他“两性相悦”的女人也要回避。他一心要融入社会，适应社会，从没有想过要站在社会和现实的对立面，他珍惜和看重世俗社会给予他的社会地位，他的精神苦闷是中年知识分子的苦闷，他的精神颓废和虚无是有分寸的，小心翼翼的，需要算计得失的，他做不到彻底的放浪形骸，所以作者用放肆的笔墨书写被主体自觉压抑的性，是“反讽”技巧的完美运用。他要所有与他有关系的女人都来遮蔽保护他，维护他的名人形象，竭力对外塑造他完美的外在形象或者公众形象，你说他虚伪也好，说他玩弄女性也好，说他自私也好，反正他自我中心的神话不能打破。当一切昭然若揭时，他精心构建的“求缺”的理想生存境界被现实击得粉碎，他的精神也随之崩溃，他选择了逃亡。面对精神的苦闷和现实生存的困境，他采取的人生态度是“求缺”、逃避，具体表现就是颓废伤感和自恋自怜。
在《废都》中，性是一个相对纯洁的概念，它是牵涉男女双方的生理和心理快感，还很少涉及性交易，权力、金钱、名气都可以直接进行交换，但性还停留在“两性相悦”的生理层面，其社会资源或经济资源还未得到充分开发，至少在相当一部分人心目中性还没有堕落成可以交换的商品，唐宛儿、阿灿从庄之蝶那里除了得到肉体上的欢愉之外，就是心灵上的满足或者说是虚荣心的满足，庄之蝶与她们的关系还不是人与物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唐宛儿和阿灿与庄之蝶的性交往还应该算是非功利的。也许正因如此，作家才会让庄之蝶用性去拯救自己的迷失的灵魂。而当柳月以下嫁市长的残疾儿子为代价帮助庄之蝶渡过难关时，性的纯洁性在逐步蜕化。如果换个角度思考，我们会发现从一开始柳月就在利用庄之蝶，诱使他一步步落入自己预设的陷阱，这个小保姆倒很像中国当代的女拉斯蒂涅，她用自己唯一的资本——性挤进了上层社会。与庄之蝶有过情感和性纠葛的女性中，柳月是动机明确、具有强烈功利性和目的性的，她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和自我意识，是一个清醒的、颇有心计的现实主义者，她成功地利用别人的欲望实现了自己成为城里人的原初欲望，她善于利用身边的每一个人，并随时调整自己的生存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