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思潮 精彩片段：
第十一章 1990年代的欲望本体化
第一节 世纪末的社会文化背景
欲望话语的书写从新时期一开始就有，它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即从需要到欲望，从情感到基本生存欲望到贪欲、肉欲、纵欲，从政治遮蔽下的审美化的欲望叙述，到客观化欲望叙述(如新写实、苏童、贾平凹等)，再到本体化欲望叙述(《废都》之后的欲望文本)，以及美女作家的身体写作、“下半身”、“肉身化”等。在本书的写作中，我们没有延用欲望化写作的提法，而是将1993年《废都》出现之后的欲望化文本称之为“欲望本体化写作”。对思潮的描述，不以作家群来划分，而是以文本来划分，因为并不是每个作家的每部作品都以欲望为核心来展开叙述，所以我们更愿意说某位作家的某个文本，而不给作家定性，某某就是欲望本体化写作的作家，因为作家的创作倾向和风格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简单定性对作家是不公平的，比如贾平凹的《废都》是写欲望的，谈欲望化写作大多会谈到他，你能将他划入“欲望化写作”的行列吗，显然是不现实，也不符合实际的。同样是写女性生存体验的，林白的小说是私语化小说，也可称之为欲望本体化写作，但张洁的《无字》也写了女性个体的生存体验，某些叙述还有作家生活的印记，叙述中也不乏女性的身体体验，然而小说丰厚的社会生活内涵和文化底蕴，娴熟的叙述技巧，富有节制的叙事风格，都使它无愧于评论界给予的高度评价。因此，我认为用文本的叙述主体(如欲望)和风格(私语化)来选取分析的样本更具有科学性，对作家和文学现象来说也更公正一些。
欲望本体化写作被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来对待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某位批评家的一时判断和解读，这类作品在1990年代的大量涌现的确具有思潮的特点。在对这一文学现象进行细致描摹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其产生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做一个必要的回顾和追溯，因为任何文学现象的产生、繁荣或泛滥都有其内在的规律，不是某几个人“振臂一呼”就会“应者云集”的，没有适合的土壤，是不会长出参天大树的，同样，不经风霜雨雪，也不会有天边灿烂的彩虹。所以，我们要尊重文学的内在生态系统，寻找其发展规律，引导而不是苛责当今的文学。
(一)都市：欲望本体化写作的温床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文明形态逐渐退出社会文化的中心位置，都市不再是纯粹的政治文化中心，而成为经济与消费的中心，都市的政治色彩淡化了，物质力量正在成长为都市生活的支配性力量。都市也逐渐成为文学叙事的中心，每一个大都市几乎都有自己的“代言人”，特别是“新生代”和“70后作家”纷纷以都市为写作对象，将敏锐的触角伸向了都市的各个角落，捕捉到了都市生活的生存镜像，并对之进行了细致的描摹。比如，王安忆、卫慧笔下的上海，邱华栋笔下的北京，张欣笔下的广州，贾平凹笔下的西京(西安)，方方、池莉笔下的武汉，何顿笔下的长沙，苏童、范小青笔下的苏州，等等，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品格，这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都市文学的“地方性”特征。
199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商业浪潮引发了一个全民“下海”经商的狂潮，这股浪潮激发起人们前所未有的对于金钱和物质的强烈渴望，人们恍然间明白了物质和金钱的意义和作用，它们也可以作为生命能量释放的途径，作为生命价值的确证，于是，对物质和金钱的追求迅速成为人们普遍的价值追求。事实上，“获利的欲望，对盈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额的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这样的欲望存在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人的身上。”(1)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对物质和金钱的欲望被政治热情所压抑，始终潜伏在人的潜意识之下，人们误以为国家利益绝对高于个人利益，个体的人是不存在的，集体的人是不应该为个人谋福利的；1980年代，改革的热情遮蔽了人的个体欲求，人们怀着对现代化的美好憧憬，以为实现了现代化，个人的欲求就会无条件地、顺其自然地得到满足；19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才使人们彻悟，原来个体的生命欲求要靠自己去争取，于是，“获利的欲望”空前膨胀起来。洪治纲说：“在一个欲望极度膨胀的时代，都市生活总是首先被推上纷乱而无序的现实境域。”(2)都市作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和消费中心，不仅满足了人们对物质的基本需求，还不断通过媒介和时尚的诱导创造出新的欲望，国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在一部人看来就是国家对私有财产的承认和保护，这无疑为某些人的发财梦、发家梦的实现给予了政策和法律上的保证，从而激发了他们巨大的生命潜能，许多人，尤其是那些被现行体制边缘化的人怀着发财致富的野心，涌向都市和“开放城市”淘金，深圳几乎在一夜之间拔地而起，一座现代化的都市在一群冒险家的怀抱中茁壮成长，当然也成就了一大批新型的成功人士和商界精英。深圳的示范作用是巨大的，发财梦与都市梦成为一对孪生姊妹，成为欲望生成的中心地带。于是，作家们充满智慧地选择了都市作为自己创作的背景，并把物欲与性欲作为向都市腹地挺进的两条捷径。
齐美尔的“货币哲学”十分重视现代性与货币经济和都市生活的关系，他认为大都市的生活是现代性的关节点，成熟的货币经济是现代性在整个社会的扩散根源，二者相互纠结，分别代表现代性的强度和广度。他说：“分析货币是为了抽绎出整个时代的精神。”(3)他的哲学研究集中体现在都市生活和货币经济的发展对人们日常生活经验和内心生活的影响上，对现代性的研究偏重于审美和内心体验的层面，他认为现代性的本质是一种心理主义(4)
1990年代的都市欲望叙事，其话语模式可追溯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感觉派”和张爱玲的小说，王安忆对上海“怀旧式”的叙述，复原了老上海曾经有过的国际化大都市的繁荣与辉煌，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作为亚洲最大的商业、金融、文化中心，引领着亚洲的时尚潮流，中国作家对都市的幻想总是难以超越老上海的辉煌与光荣。1990年代的都市是一个物化了的欲望世界，它“企图将世界上一切有形的、无形的、物质的、精神的，都统统纳入市场机制的交换机制中，并把它们放在金钱的天平上来衡量，最终也将导致人本的物化和异化。”(5)都市在作家们笔下被最大限度地“符号化”了，充斥于都市小说中用来吸引眼球的都市象征物是：高楼大厦、超级市场、高档酒店、写字楼、酒吧、茶楼、咖啡馆、KTV包房、桑拿房、美容院、专卖店、股票交易所、高级别墅、公寓、出租屋、汽车、地铁、出租车、立交桥、电视台、网吧、手机、度假山庄、高耸的广告牌和闪烁的霓虹灯等等，都市中四处游荡着的是暴发户、贪官、成功人士、都市白领、中产阶级、冒险家、小资、美女、帅哥、吸毒者、卖淫者、黑帮老大、小弟、保镖、性无能者、施虐狂、强奸者、洗头妹、下岗职工、网虫、酒鬼、民工、保姆、无业游民等，这些人构成了都市的主体，单是上述符号就足以构成一个庞杂的话语体系。都市是一个物化的存在，它满足了人们对欲望的丰富想象，追求物质享受成为一种价值追求和生活潮流，都市就像一个欲望的祭坛，物是唯一被崇拜的神灵，为了物，人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肉体和灵魂作为牺牲来献祭，最终被无所异化，成为物质的奴隶。对物的崇拜集中体现在对金钱的盲目崇拜上，马克思说货币“把坚贞变成背叛，把爱变成恨、把很变成爱，把德行变成恶行，把恶行变成德行，把奴隶变成主人，把主人变成奴隶，把愚蠢变成明智，把明智变成愚蠢，因为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和替换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性质和人的性质的混淆和替换。”(6)金钱成了都市话语的核心，金钱＝物质，“在物质时代，女人追求物质，男人在创造物质”。(7)物不再是生存的手段，而成为生存目的本身。面对物质的诱惑，人们在挣扎、困惑、迷茫之后，自觉或不自觉地堕入物质或金钱编就的“铁笼”或“金屋”，成为金丝雀、“小脏孩”、单面人。
广西作家凡一平的小说《女人漂亮 男人聪明》就是对物质世界的绝对认同，人物的命运总是被金钱所左右，自由、理想、个性、爱情、尊严这些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价值追求都成了金钱的附属品，主人公宋扬说：“我连爱情和荣誉都不要了，再不要钱，我就太傻了。”在他看来，金钱就是“一般等价物”，可以用来交换一切，包括自由、理想、个性、爱情、尊严、青春、美貌、身体等。只要交换双方认为两者“等价”，就能成交。上海作家唐颖的《丽人公寓》写了一个年轻漂亮、精明能干、矜持自尊的都市女性宝宝由鄙视为钱出卖自己的女孩到心甘情愿做了金钱的俘虏这样一个成长堕落的故事。宝宝对富商安迪的热情最初是谨慎地保持距离，最后安迪吸引她的是成功男性的魅力，这种魅力源自于他的富有，源自于他花钱的方式——为她买价值20万美金的公寓。纯粹为钱出卖自己的女人是让人鄙视的，但钱可以让一个衰老、身患绝症的男人充满魅力，让一个女人以为自己“被他深深地吸引”，为他焦虑，渴望成为他的情人。自尊与物欲的天平，在金钱砝码的不断累加下，终于突破了量的变化，形成质变。这就是现在流行的“疑似爱情”，金钱可以消解人的自尊，使人自以为产生了爱情，在本质上，这种爱情的对象不是富商安迪，而是价值20万美金的公寓，换句话说，能付出20万美金的任何一个生命个体都可能让宝宝为之焦虑，被他深深吸引。
广州作家张欣的小说《爱又如何》写一个被发财丈夫甩掉的女人，挣钱后为自己包养了一个所谓的浪漫诗人拜伦，她认为只有“钱是好东西”，“可以买来舒服，可以买来一切”。这里隐含着一个“永恒轮回”的宿命论的叙事模式，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两个符号是：爱和钱。女主人公有爱的时候没有钱，丈夫有了钱就抛弃了她，她有了钱就去包养小白脸，但“拜伦”给她的是“舒服”，她有爱吗？爱和钱就像阴阳两极或者说“白天和黑夜”，主人公永远也不能同时拥有，这似乎是人的宿命。作者有意用了一个替代性的词语——舒服，而回避用爱情这个神圣的字眼，或者说作者在逃避“宿命”。所以为小说取名“爱又如何”，无爱就是一种缺憾，有缺憾就会产生新的欲望——对爱的渴望，而欲望得不到就必然痛苦，对女主人公来说爱和钱就像两条平行的直线永远也不会相交，人生的痛苦就永远不会终结，人就永远无法摆脱“西绪弗斯”的命运，追求——失败——追求，永不停息。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说：“人的一切欲望的根源在于需要和缺乏，也即在于痛苦。因而，人生来就是痛苦的，其本性逃不出痛苦之股掌。”(8)在消费社会，对每一个生命主体来说，爱和钱都是毕生追求的东西，两者同时拥有时人的欲望才会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否则，生命主体就会感到痛苦，就会产生缺乏感，仿佛受到致命的打击。生命主体为了摆脱痛苦，就会向现实社会妥协，放弃或转移主体无法在现实中实现的欲望，比如在追求爱情不可得时，主体也许会退而寻求生理上的满足——性满足或进行爱情游戏，于是，“我思故我在”变成了“我买故我在”、“我欲故我在”。人一旦丧失了形而上的价值追求，就有可能寻求形而下的自我满足，这是人性堕落的重要表征。有人说“金钱买不到爱情，却可以浇灌爱情。”(9)这句话是相当深刻的，想想《麦琪的礼物》中贫贱夫妻那苦涩的爱情吧。现代人早已将麦琪的爱情颠覆了，他们主动拥抱物质和金钱，没有丝毫的做作和矫情，“我们都抓住了世界的本质，我们都爱物质文明，我们不作茧自缚。”(10)这就是现代人的宣言，金钱和物质的挤压早已粉碎了现代人独立的精神自我，爱情、人格、尊严、自由、身体都变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20万美元换来的就不仅仅是身体，可能还有爱情。在张欣的小说《亲情六处》中简俐清说：“贫困时，我们不懂爱情。”她果断放弃了“优秀但贫困的男人”焦跃平，做了赵总的包姐，换来了“卡迪拉克”、一件高档时装屋、上层社会的生活，从此开始了自己的事业。面对求爱者，单身贵族丰媚媚(张欣《岁月无敌》中的人物)直言不讳地说：“我不是不讲爱情，而是任何一个女人都是有价码的，我不是奉献型的女人，我值这个价，绝不低就。”“人生苦短，我需要的是享受人生。”她们的人生观是享乐主义的，价值观是功利主义的，实现欲望的原则是等价交换，实现欲望的方式是直截了当、直奔主题，她们的选择是自觉自愿的，是生命主体在欲望中的自我放纵，生命主体主动将自己物化了。恰如弗洛姆所说：“他已从他自身中分化出去，这正如某种商品的出卖者从他想推销的那些商品中分化出去一样。……这时候他的‘自利’已转变为专心致志地把‘他’塑造成为能雇佣‘他自身’的主体，塑造成为在人格市场上能赚到上好价钱的商品。”(11)
现代工业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人就象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或空气里的“一粒尘埃”，有自己固定的角色定位。现代教育体制批量化地生产着符合市场需要的规范化的“劳动机器”，人类个性的自由发展早已成为历史的记忆，人被机器所异化，成为“单向度的人”。生活在现代都市中的都市人都具有鲜明的角色意识，这种角色意识是被异化和物化了的自我意识，他们严格遵循都市生活的运行法则，将自己推向市场，接受市场的挑选，并依照市场给予的社会角色进入社会生活，否则的话，他就要被市场和都市边缘化，成为边缘人。人在都市中必须以特定的社会角色出现，与他人交往，人的个性被彻底压抑，扭曲变形，卡夫卡的《变形记》正在中国的现代都市生活中频频上演。我们看看邱华栋的《公关人》、《时装人》、《直销人》吧，每个人都有明确的角色定位，单一的角色定位使他们失去了自我和个性，终日带着面具生活，以至于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谁，“人之所以沦为奴隶，是被他们自己创造的无和环境所奴役”。(12)刘心武说邱华栋“写的是一种业已成功的人物，他们居住在别墅群或是豪华公寓，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的那种非常考究的品位等等。”“他还写出了另一类人，就是充满着物质的、欲望的向往，很渴望富起来的境遇中的青年，一些像巴尔扎克作品中的拉斯蒂涅那样的人。”“这些新富人或是新的欲富者是邱华栋小说中相当重要的角色。”(13)这些人为了成为富人或更富，就只有继续做工业社会机器的精美的零部件，个人只有主动屈从于社会，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他认为“在城市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单面的”，(《城市中的马群》)“我发现我正在沦为平面人，没有深度的人”(《所有的骏马》)。对物化城市的批判上，邱华栋明显接受了马尔库塞的思想影响。何顿的小说关注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市民特别是执著于原始积累的、渴望发财致富的个体小商户，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加上他们个人文化心理素质低下、自身法制观念淡漠，在物欲的诱惑下，总有一种暴富的愿望、盲目的违禁的原始冲动，而且公开为这种违禁情结进行自我辩护。王安忆的小说如《富萍》、《妹头》、《发廊情话》等，也将触角伸到了都市下层人的生存空间和内心世界。在晚生代作家、80后作家那里，都市所有的社会阶层，从富人大款成功人士都市白领到里弄里的小市民下岗工人发廊妹民工小保姆，他们的现实需求、人生理想、价值追求等都得到细致的叙述和描摹。都市是欲望的生成之地，它象征了人类物质文明的最高形态，又是人世间一切罪恶的渊薮，它既成就人又毁灭人。
(二)“后现代”理论是欲望本体化写作的坚强后盾
按照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对需要和欲望进行了区分，中国大陆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中的欲望话语，更确切地说，应称之为“需要”话语叙述，因为它还停留在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满足上，这些基本的生存需要被“革命”的主流意识形态长期压抑，成为“文革”后人性复归的主要言说对象，这种需要层面上的叙述，其主流的文学精神是“五四”新文学启蒙精神的继续。1990年代以来，文学经历了一个世俗化的过程，从王朔的“流氓式”的解构，新写实“原生态”的还原策略，到《废都》把性作为文本叙述的核心，文学彻底完成了从“需要话语叙述”到“欲望话语叙述”的过渡。此后的文学文本中，欲望是被作为社会文化生产的源泉和动力来叙述的，在某些场合，压抑欲望就像“极左”一样让人厌恶。这一变化与西方现代和后现代文化思潮的进入有着密切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