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津逮 精彩片段：
四 典故探原
文言与现代汉语差别相当大，在大家日常都用现代汉语的时候，给别人讲文言或自己读文言，因为生疏，会感到很多困难。困难中最大的一种是文言作品常常用典（也称“用事”“隶事”）。典故的出处成千上万，如果不知道出处，有很多就不能理解或不能确切地理解。人所知有限而典故无涯，因而通晓典故的困难就比较难于解决。本文自然也不能提供什么灵丹妙药，只是想谈谈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粗略情况，希望对于初学的人能够有些帮助。
一
先说说什么是用典。用定义的形式说是：用较少的词语拈举特指的古事或古语以表达较多的今意。看下面的例：
（1）（赵明诚）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2）弟则虑多口之不在彼也，如履如临，曷能已已。（林则徐《答龚定庵书》）
（3）吹竽已滥，汲绠不修。（马端临《文献通考序》）例（1），“分香卖履”是引用陆机《吊魏武帝文》引魏武帝遗令的古事，以表达挂心身后的私事。例（2），“如履如临”是引用《诗经·小雅·小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古语，以表达环境特别艰险。例（3），“吹竽已滥”是引用《韩非子·内储说上》南郭处士吹竽的古事，以表达无才而勉强充数；“汲绠不修”是引用《庄子·至乐》“绠短者不可以汲深”的古语，以表达学识浅陋，难当大任。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知道，所谓用典要具备三个条件：一、引古以说今；二、古事或古语是特指的；三、言简而意多。按照第一个条件，历史性的叙述，本意就在介绍古事，不是用典。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第二个条件，古事或古语是特指的，因为这牵涉到用典和非用典的分界问题。这个问题很难处理，因为明确的界限是没有的。俗语说，千古文章一大抄，我们说话，写文章，小至一字一词都是过去就有的，这不也是用古吗？关键就在于所谓古是不是特指。例如我们说“驽马”，心中只想到“才能平常”，这不是特指，所以不算用典；说“驽马十驾”，心中想到《荀子·劝学》，这是特指，所以算用典。这样，从理论方面说，界限像是清楚了；不过碰到具体语句，那就未必没有麻烦。常见的麻烦有两种：一、古事或古语凝缩为常用词语（包括成语），如行李、赌东道、一鼓作气，就来源说是典故，可是用的人几乎都不会想到它们的老家《左传》，这算不算用典呢？不好说。二、语句相似或相同，如王羲之《兰亭集序》“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与刘琨《答卢谌书》“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句法相似，是不是引用呢？也难说；再如郑板桥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中说“吾其长为农夫以没世乎”，话很平常，用在这里很顺适，这是不是引用杨恽《报孙会宗书》中的“长为农夫以没世矣”呢？自然只有问郑板桥才知道。总之，用典与非用典的界限并不是处处都清楚；对于这类交界地方的不清楚，除了安于不求甚解以外，恐怕没有什么好办法。
二
文言常常用典，因为文人喜欢用典。喜爱而成为癖好，于是提起笔来就想摆弄一下肚子里的古董。其结果是典故不只充斥于诗文，而且泛滥到诗文以外。诗文之外用典，常见的有人名，如刘知几，用《易经·系辞下》“知几其神乎”；孟浩然，用《孟子·公孙丑上》“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胡三省，用《论语·学而》“吾日三省吾身”。有地名（包括园亭斋室等），如桃源县，用陶渊明《桃花源记》；松江县别名云间，用《世说新语·排调》陆云所说“云间陆士龙”；拙政园，用潘岳《闲居赋》“此亦拙者之为政也”；沧浪亭，用《孟子·离娄上》“沧浪之水清兮”；遂初堂，用孙绰《遂初赋》；知不足斋，用《礼记·学记》“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有书名，如《鸡肋编》，用《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四年注引《九州春秋》所记杨修语“夫鸡助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齐东野语》，用《孟子·万章上》“齐东野人之语也”；《管锥编》，用《庄子·秋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其他可以类推。
这样喜欢用典是为什么呢？原因很多。最主要的一个大概是炫学，以为不这样就不够典雅，不能显示自己有学问。这种心理可以举黄山谷为代表，他推崇杜诗韩文，因而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再如王荆公，学力深，魄力大，常常目空一切，可是看到苏东坡咏雪的诗，其中“玉楼”“银海”引用道书，却大为赞叹。其次，有不少人底子厚，古书熟，提笔表意，古事古语罗列眼前，因而随手拈来，并不在意就用了典。再其次，随手拈来惯了，用典成为轻车熟路，不用反而要费力。再再其次，到用典成为风气的时候，有些人就会觉得，有的篇什，用典写出来比不用典好玩，如苏东坡《次韵黄鲁直嘲小德》诗，通篇用小老婆典，用意就是这样。此外还有个重要的理由，有时候用了典，表达效果可以更好（这一点留待下节详说）。
喜欢用典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炫学，这刻薄一些说是想吹牛，其结果自然会出毛病。病之一是可不用而强用，弄得生硬别扭。这一点前人早有评论，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十二引《洪驹父诗话》：“世谓兄弟为‘友于’，谓子孙为‘诒厥’者，歇后语也。子美诗曰：‘山鸟山花皆友于。’退之诗：‘谁谓诒厥无基址。’韩杜亦未能免俗，何也？”又如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沈伯时《乐府指迷》云：‘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咏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若惟恐人不用代字者。果以是为工，则古今类书具在，又安用词为耶？宜其为《提要》所讥也。”病之二是竞用僻典，钻牛角尖，使人读了不知所云。古书，有常见的，有罕见的；就旧时代说，有一般读书人都读的，有一般读书人不读的。常见都读的书，如经传、先秦诸子、前四史等，其中的事迹和语句，读书人差不多都熟悉，引用和阅读自然轻而易举。平心而论，轻而易举当然是优点，可是由意在炫学的人看来却是个缺点，因为不能显示自己鹤立鸡群。怎么办？办法是避熟就生，到一般人不知或不读的，如佛书、道书、杂史、笔记、小说、偏僻文集等典籍里去找材料。这样搜索来的奇货，一般人看见莫名其妙，要待识宝的异人来了，买卖双方才会相视而笑，莫逆于心。这种莫逆于心的故事，历代笔记里记载不少，只举一例，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上：“晏殊尝进牡丹诗，表云：‘布在密清之囿，‘密清’二字，人多不晓，盖用《东京赋》中语：‘京室密清，罔有不韪。’”“我独知”，这一点点乐趣显然是用“他人皆不知”的巨大代价换来的。
三
用典，即使不是僻典，也总是与歇后语甚至谜语有相似之处，肚子里古董不多的人读了，难免要问：“此话怎讲？”《南史》记一件事就正好说明这种情况，卷十三《彭城王义康传》说义康浅陋，有一次问袁淑多大岁数，袁淑说“陆机入洛之年”。义康不解，说：“身不读书，君无为作才语见向。”可以直说而曲说，劳人发问，这应该说是用典的致命伤。这样评论，昔人听了会以为太过分；那就算说给今人听也好。今人接触古籍的机会不多，读文言，直说的语句尚且感到隔膜，何况看到语句，要暂且放下，先到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查寻出处，然后回来领会意义呢？说话，写文章，是为了人家了解，用典的结果是难了解，这就成为作茧自缚。解救自缚的一个好办法是自解，如顾亭林作诗，典故的出处常常用自注的形式说明，这很好，可惜这样自解的人太少了。关于用典难解的弊病，昔人也不是没有同感。因为有同感，所以旧时代有成千上万的人把毕生精力耗在注释工作上（旧注主要是引古证今）。注释是个苦事，要博；可是不管怎样博，总难免漏，或者踏破铁鞋无觅处；甚至注错（顾亭林《日知录》卷二十七指出不少）。这是用典弊病的发展，殃及池鱼。用典的弊病如此之大，所以有的人就持反对态度。其轻者是说用典未必好，如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今人解杜诗，但寻出处，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如《西昆酬唱集》中诗，何曾有一字无出处者，便以为追配少陵，可乎？”进一步是说不用典反而好，如《人间词话》卷上：“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余也。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办。白吴优劣即于此见。”更甚者是形诸嘲骂，如《苕溪渔隐丛话》卷四十八引《类苑》：“填塞故实，旧谓之点鬼簿，今谓之堆垛死尸。”
以上说了些用典的坏话。但这只是一面，还有另一面的优点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可以分作五项来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