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创世记·从圣经故事寻找法律的起源 精彩片段：
第三部 冤屈为正义公理的源头
第11章 《创世记》的世界为什么无法无天
《创世记》这卷书可以被视为一个比喻，反映的是在无法无天与依法行事两个极端之间，大多数的法律制度的崎岖发展经验，而这段历程并非循着直线进行。正如我们在《创世记》里所见到的，随着进步而来的是倒退，接着又跟着进步，有时进一步退两步，接着又像英国《大宪章》与《美国宪法》一般往前跳一大步；有时跳跃的方向却是往回头的，像是纳粹时期的德国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有时跨出的步伐看不出是往前或往后，甚至什么才算进步都没有定论。世上没有任何一种制度是依循相同路线来发展的，然而我们却可从中看出几个共同的主题，而这些都在《创世记》的故事里出现。
在《创世记》的世界里，法律大半是自然法则，没有积极的目的。一个行为及其因应都是衍生自人类与造物主的天性，而非依据明文规定的准则。法律若以“自然法则”自称，必然如人性或是神性一般武断、不定、无法预料、模糊不清，并可做出多重诠释。人性的相异，就像世上人人面貌各有不同。光是在《创世记》这卷书里，我们就看到杀害手足的该隐、人权斗士亚伯拉罕，以及顾家男人雅各等各式各样的角色。这些角色并未始终如一，每个人在一生中都表现出许多不同的面貌。该隐起初是个冷血凶手，后来成为一座城市的建立者；亚伯拉罕为陌生人与上帝争论、求情，后来却不肯为自己的儿子请命；雅各小时候是个性温驯的乖小孩，后来是手腕玲珑的权谋家，最后则成为慈爱的父亲，给予子孙最有见地和帮助的祝福。
《创世记》里的人物，就像历史上各个时代的人一样，并不共享任何独特的本性，或甚至拥有共同的特质。这个世界曾产生摩西、耶稣、大希勒尔及史怀哲，却也带来希特勒、斯大林、托尔克马达☾1☽及成吉思汗。因此并不能将其归结于单一的人生观。就连《创世记》里的上帝本性也非单一不变。他是位暴躁、记仇、苛求、小心眼的神，也是位宽容、仁慈、保护生命，甚至能悔过自新的神。
圣经里的自然法则有什么明确的内容，恐怕无法从《创世记》里本性变化多端的人类或其造物主身上推导出来。圣经故事具有开放式文本的特质，并不适于推导出原则统一、条目分明的教条。这些具有多重面向的故事，绝对不会只呈现出某个单一的概念，若是谁想要从这些故事中萃取出某些证据来支持某特定结论，可以说根本不了解这些故事的复杂与智慧。例如，该隐与亚伯的故事，便同时被支持与反对死刑这两种立场迥异的人所引用，并且他们都在这个引人争议的议题上请出上帝来支持自己的论点。同样，在同性恋议题上争论不休的双方，也都将所多玛与蛾摩拉两城的故事引为自己的佐证。
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创世记》的故事中得到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必须要有一套大家都同意而且可以执行的行为规范，再加上程序上的保障机制，以防止任意或是不公地运用法律。而《创世记》之后的圣经各卷经文，以及历代犹太人对于正义公理的执著，都是在处理这样的需要。在圣经诸法典中，我们不仅从十诫里得到广泛的原则和明文规范的行为准则（有些是该做的，有些是不该做的）同时也得到一个指导方针，那就是要积极追求正义公理，虽然那仿佛是一只遥不可及的圣杯。
最初，所有的“法律”都是因时制宜。有权势的阶级可以对无权势的阶级随意命令，并加以威胁上帝的第一道命令——不准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没有明显的理由，而且违反人性；而之后的惩罚不但未能言出必行，也不可预料。没错，惩罚的不可预料，正可视为权力的来源。上帝对亚当的第一个威胁是“你吃那果子的那天，你就得死，没错，就得死。”然而亚当犯错之后，上帝却施以一连串言行不符的惩罚。上帝未能言出必行和他无法预测的个性，也显现在该隐杀害亚伯所受到的惩罚上。这些都是因时制宜式的惩罚，这样的惩罚并非事先就规定在法律条文中，而是决定于正在发展，却又常常不够完备的正义公理的概念之上。
此外，因时制宜式的惩罚还有一个特性，那便是钟摆现象，不足的反应之后会跟随着过度反应，直到摸索出适当的中庸地带为止。尝试错误是采用因时制宜的方式来追求正义公理所无法避免的。上帝仅花了六天就创造了宇宙，却发现要制定一套司法制度来统治他所创造的人类，竟然困难重重。
因此，我们并不感到意外，上帝——《创世记》时代正义公理的泉源——对于自己如此宽容地对待亚当、夏娃及该隐所犯的过错，做出了过度的反应；上帝决定毁灭全世界，只饶过一家人与每一种生物各一对。《创世记》里那位了不起的上帝，不但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还在圣经里公诸一件事，就是“他并非全知”上帝后悔创造人类，想要重新更改他最初的蓝图；接着他又觉得自己反应过度，于是承诺不会再把善人与恶人一起消灭（至少不用大洪水）最后，上帝明白因时制宜式的惩罚方式，效果并不理想，于是立下一套规则来管辖全人类，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杀人偿命”
也许大部分法律制度的发展过程，都是从因时制宜的规则与程度不当的惩罚，演变到明文立下的法则与轻重合度的惩罚。一般而言，个别的案件会逐渐形成某种“普通法”的一小片拼图，而这些小拼图最后将拼凑成具体的法律模式。接着这个模式被正式化，成为某种形式的法条，最后以文字或宣读的方式公之于世。
已故的大法官布莱克（Hugo Black）曾说过一则故事：有位国王用极为纤细的字迹写下法令规章，以至于臣子们都难以判读。这让国王可以随意更改法令，以遂行他一时的奇想。布莱克法官在最高法院的同僚法兰克弗特（Felix Frankfurter），也运用不同的意象来表达同一个看法。他把美国缜密的司法制度，拿来与“由坐在无花果树下的回教宗教法官（kadi）”依各人好恶来判决的法律制度相比。在这两个生动的比喻里，布莱克与法兰克弗特都抨击人治多于法治的法律制度。
不论身份地位，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管辖众人的法条要事先公布，这样才能知道什么行为会遭到惩罚，而什么行为会受到奖励；才能确定谁会因而受益，而谁会因此受罚。
可惜想要建立一套能因应所有行为的法律是不可能的。法令规章无论写得多详细，总是有漏洞或是引起争议的地方，而这些只能依据个案来加以修补。由于这些漏洞的存在，我们有时无可避免地也需要人治的辅助。睿智的所罗门王就是人治型司法制度的典范，他见招拆招，随机应变。不过历史告诉我们，别奢望每位国王都能如所罗门王那般英明。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有一群立法人员（国会议员）来制定一般的法则，以及一群运用法律的人（法官）将其运用在特定的情况当中。任何法律制度都有个基础，就是要在法治与人治之间取得最适当的平衡。
当代美国法律制度取得平衡的方式，是在立法（制定法规）、执法（执行法规）、司法（解释法规）三个部门之间，建立出一套相互制衡的体制。所有的美国人都受一部成文的宪法所管辖，该法典如同圣经一般，综合语意明确的法条（如年满三十五岁始得担任总统一职）与文意开放的行为准则（任何人都不容被剥夺法律所规定的“应有的程序”和“平等的保障”宪法之下还有联邦法、州法、城市法等各级成文法，这些法律都必须符合宪法；另一方面，总统、州长、市长等执法人，则施行这些成文法。至于法院所扮演的角色，则是解释与运用法律，并且最终经最髙法院审查，以决定是否符合宪法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