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上红旗飘落照·红都志丹纪事 精彩片段：
第十章 应对西安事变
进驻延安
西安事变爆发后，原来在延安的东北军撤向西安一带。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由红军接管延安（原称肤施）。1936年12月13日，黄春圃（江华）司令员遵照中央指示，率张国焘的手枪连和陕北红一团约400余人，在12月15日到达延安城北门。这时，城内还有国民党地方武装，为了避免误会而引起冲突，红军当即决定在北门外宿营。
12月17日，周恩来一行为解决事变飞赴西安后，国民党县长高锦尚邀请红军进城晚餐。饭未用完，在城里做哥老会工作的李仲英暗示黄春圃，要防备国民党反共分子乘吃饭时捣乱。黄春圃司令员、黄罗斌团长、钟玉山（钟辉）政委等即刻借故离去。返回驻地后，黄春圃与陈友才参谋长连夜商定：如果明天国民党地方武装仍不全部撤退，即武力强占。
当晚，即派一部分部队占领东门外的清凉山，一部分部队占领南门外的宝塔山及西山。18日凌晨，接到李仲英传来的消息：城内国民党部队已全部撤走，高县长带着民团也于深夜出东门而去。黄春圃即令部队迅速把延安南门、东门、北门警卫起来。天亮后，红军从北门进入延安城。
红军进城后，根据军委命令，迅速成立了延安城防司令部。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张贴了一个“安民告示”，宣布了我党我军的政策。不久，党中央派王观澜带工作团到达延安。随后，中央警卫团长黄霖带领警卫部队进入延安，为党中央进驻延安做准备工作。
西安事变发生之后，中央作出和平解决的方针，红都志丹的机关和红军大学的一些同志对此不理解。
12月26日，毛泽东到城南前桥的红军大学操场上给红大学员和机关干部做了“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说明了放蒋和联蒋抗日的道理。毛泽东说：“在目前的形势下，杀掉蒋介石，会使国内形势更加复杂和混乱，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何况杀一个蒋介石，还会出现第二、第三个蒋介石。过去诸葛亮对孟获还搞七擒七纵，我们对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搞一擒一纵呢？”毛泽东还用毛驴上山比喻：“陕北毛驴子很多，让毛驴子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就采用对付毛驴子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这就是我党逼蒋抗战的方针。国共合作是大势所趋，但毛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又要提防着它，这就要又联合又斗争。”
毛泽东生动的演讲使大家思想上有了飞跃，满怀信心地憧憬着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到来。
12月27日，中共中央在志丹就西安事变又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结论，对西安事变的意义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就内战来说，十年的内战，以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结束了内战，也就是抗战的开始。”“西安事变使蒋介石的地位降低了，而我们的地位提高了。我们在西安事变中实际地取得了领导地位，应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开展全国局面，把红军扩大起来，与张、杨更加团结，成为抗日的核心，这是我们当前的任务。我们的具体策略是推动左派，争取中派，打击右派。”“巩固西北根据地，扩大红军和苏区，改造东北军和西北军。做好全国群众工作，把群众组织起来，这是工作的重心。”“重视宣传工作，党报应办起来。培养干部，要办党校和红军学校，造就群众的、军事的、党的、政治的四种人材。应督促国民党三个月后召开救国会议。”
12月28日，毛泽东在志丹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指出：“蒋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的抗日的要求，首先命令进行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这是蒋介石氏转变其十年错误政策的开始。”《声明》驳斥了蒋介石所说的“西安事变”系受“反动派”包围的谰言，分析了促成西安事变的各种因素。要求蒋介石“不打折扣”地兑现自己的诺言，希望“能一洗国民党十年反动政策的污垢，彻底地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
毛泽东在长期的武装革命实践中，产生了丰富而独特的思想，在志丹定都时期，撰写了他最为重要的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西安事变前完成了前五章的写作，即第一章：如何研究战争；第二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第三章：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第四章：“围剿”和反“围剿”——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第五章：战略防御。原计划写作七章，所剩余的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他问题，因“西安事变”发生而没有时间再写。毛泽东在写作这部著作的过程中，曾以其内容为教材，多次给红军大学讲课。1937年5月首次以油印本印行。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对十年内战经验的总结，是当时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这部著作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战争绝对领导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着重批判了1931年至1934年党内在革命战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为抗日战争战略问题的提出作了理论准备。本书根据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诸条件，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从小到大、以弱胜强的规律和特点，并由此规定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红军战争的指导路线，规定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书中讲述的关于人民战争的路线、战术的原则。主要是：要掌握“围剿”和反“围剿”长期反复的规律；要采取积极防御的战争方针；要在一定条件下为着进攻所必须采取的退却和诱敌深入；要实行集中兵力这个克敌制胜的作战方法，把运动战作为红军的主要作战形式；要采取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把歼灭战作为红军作战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奠定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中国军事理论上的历史地位，系统地创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一整套战略理论，对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彻底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以此为基础，影响和形成了当代中国的军事文化思想。
1937年1月9日晚，毛泽东电告周恩来、博古、彭德怀、任弼时等同志，告知1月10日动身离保安进驻延安。
1月10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等领导人带着中央机关从志丹山城动身了。满街都是托运物品的骡马，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军战士都背负上了行李，在军号声中有秩序地列队走出了南门。闻讯而来的老百姓站在南门外的大路边，有的用瓷盆端来煮熟的鸡蛋，热情地往他们衣兜里塞；有的拿来自己手工编织的羊毛袜子，让小红军带上；有的背着装满荞麦窝窝的布口袋，送给机关工作人员作为路上的干粮。有人干脆在大路边架起大锅，温热了米酒，让这些远行的人喝一碗，暖暖身子好上路。此情此景，感动了好多中央机关的干部，他们眼含热泪，频频挥手依依惜别。再见了红都！再见了亲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