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上红旗飘落照·红都志丹纪事 精彩片段：
第九章 艰苦中的奋斗
改善群众生活
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主席博古一到志丹，就深人群众和当地干部之中，了解到山大沟深的志丹县交通不便，食盐、布匹、火柴等生活用品十分奇缺。比如，吃盐要冒着遭遇土匪劫掠的风险，去宁夏驮盐；而布匹和棉花更缺，一块棉被几个人盖，一件衣服谁出门谁穿。大多数人一年四季穿羊皮，冬天，羊毛朝里穿，天热了羊毛向外穿。过去县城里有逢五逢十的集市，由于多种原因消亡了。县城里没有一家能去白区进货的商店，而白区的商人又因为封锁不能进入苏区贸易。根据这些情况，在1936年7月8日，以博古名义发出布告，责成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设立营业部，进行布匹、食盐等生活用品的调运和批发，供给各个合作社，改善群众生活。
1936年7月13日的《红色中华》报上，也刊登了题为“苏维埃极力改善志丹群众生活”的具体办法。
苏维埃政府为着改善志丹县群众生活，使广大工农群众以自己的生产出来的东西，能充分换得日常的必用品，所以特号召广大群众进行下列工作，以解决困难。
一、在志丹市（原保安县城）恢复从前逢五、逢十的市集，并由苏维埃政府帮助设立消费合作社与志丹市机关消费合作社，经常出卖食盐、布匹等日用品，每天都有卖。
二、各区政府立即帮助群众设立区消费合作社，分销食盐布匹，大批供给群众。
三、国家银行西北分行设立营业部，批发食盐布匹等大宗货物，以供各个合作社。
四、粮食部设立粮食调济局农业品收买处，凡工农群众要出卖的土产品——粮食、豆、羊毛、羊皮等，都可随时拿到市面来出卖，如卖不出的由收买处一并收买。
五、凡买卖货物都要使用苏维埃政府发行之票币，严禁“白票”在市面流行。
志丹城集市恢复后，有的商人从延安运进少量商品进行试探，慢慢地来的商人多了，货物量也增加了。银行营业部就用苏区的出产品，与商人换得白区的布匹等日用必需品，以“配给制”的办法分给机关工作人员。对群众则限量平价出售（如每人只许买20支纱宽面布7尺，可做一件上衣的材料）。另外，政府组织运输队，到西征前线的庆阳一带驮运物资，进一步丰富了生活必需品种类，群众的生活所需困难得到了缓解。
为了推动苏区贸易流通，苏维埃国家银行印钞所在志丹城北二里路的沙道子村，用道林纸印刷“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钞票，面值为一元和二元，票面设计了“拿起武器，要求抗日”的图案，还配以拉丁化新文字“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这些货币，在金融史上是非常独特的，可以说是政治性很明确的“抗币”。
北方比南方冷，冬雪季节的志丹更冷，西北银行行长林伯渠衣着单薄，住处没有门帘，冻得连手都伸不展，却把仅有的门帘等御寒用品批给了印钞所的同志。当时的中央机关生活很困难，一条毛巾或一支牙膏都算得上是奢侈品。
由于供给的人员增多，财政收入减少，不得不依靠发票子维持机关部队的最低需要。到国家银行离开志丹的时候，发行的货币（包括收回陕甘晋银行的票币）约有90万元，物价飞涨，纸币贬值，初到志丹时一元钱可以买一只羊，离开志丹时一元钱只能买到一副羊下水。尤其是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形成了抗战统一战线，苏区既可以用“苏币”，也可以使用国民党的“法币”。当东北军让出了延安、甘泉、合水、庆阳四县后，国家银行为了一到延安就能继续工作，在1936年12月31日连夜结好账务，整好东西，1937年1月1日早晨离开志丹，两天就到达了延安城。
由于“苏币”和“法币”兑换差别是6比1，为了不让持有“苏币”的群众受损失，银行营业部采取用商品回收所发行的苏维埃纸币。专门派干部到志丹，用牲口驮着日常用品到乡下去收兑，从而减少了“苏币”贬值后给群众带来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