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上红旗飘落照·红都志丹纪事 精彩片段：
第十章 应对西安事变
英明决策
西安事变发生后，面对中央高层审蒋、除蒋的呼声很浓、意见不一的局面，12月13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题讨论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
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发言，他肯定了这次事变的性质是革命的、抗日的，对我们是友好的，完全在反对“剿共”的立场上。他认为：“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是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来影响和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他着重提出：“我们的政治口号：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的。”毛泽东作结论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新的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起来。”
接着，周恩来发言，提出要防止日本利用这一时机将南京变成傀儡政府，因此我们不要在政治上与南京对立，要争取黄埔系、cc派、元老派、欧美派，如林森、宋子文、孔祥熙、冯玉祥。孤立何应钦等亲日派。还要深入发动群众，巩固西北三方抗日力量，把西安变成抗日的中心。周恩来还提出：“在军事上我们要准备打，但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要在实际工作中取领导作用。”“中共要公开走向政治舞台，但仍应注意地下党的艰苦工作，要有正确的组织工作。”
秦邦宪在会上也发了言，基本上同意毛泽东、周恩来的发言。
张国焘在会上发言比较激烈：“在西安事件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
张闻天的发言比较晚，他对会上“审蒋”、“除蒋”，以及“以西安为中心”，成立“一个实质的政府”的意见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主张以西安为中心建立实质的“政府”，以西北为抗日前线，领导全国抗日，以及出现的审蒋、除蒋的观点，都是不妥当的。为此，他说：“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把西安抓得很紧，发动群众，威逼南京。”，“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统队伍。”“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中央政治局研究认为：事变的发展可能有两种前途，一种前途是由于这次事变的发动，引起新的更大规模的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反而推迟了全国抗战的发动，给日本的侵略造成有利的条件。而另一个前途是，如果这次事变能够得到和平解决，结束“剿共”的内战，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使全民族的抗日战争能够早日实现，这是全国人民和国际和平阵线所希望的。
12月14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及红军各方面军负责人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提出西安事变后的行动方针：
立即宣布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张学良为总司令，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分别编为三个集团军；抗日援绥联军三部主力应集中于以西安、平凉为中心之地区，巩固团结，与敌决战，各个击破。目前第一要务是巩固内部，战胜敌人。15日，由15名红军将领署名的“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政府电”中要求其“自别于蒋氏”，“自别于亲日派”，“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
西安事变爆发后，国内外反应强烈而复杂。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亲日派主张讨伐张、杨；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亲英美派主张和平解决，保全蒋介石；地方实力派担心引发更大内战，大多数不支持张、杨，几乎一致要求恢复蒋的自由。日本则极力挑动中国扩大内战，幸灾乐祸地图谋更大的侵略。英美力求维持蒋氏统治，与共产党合作对付日本。
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很明确：14日夜，季米特洛夫收到了邓发拍来的报告，第一反映是这个事变只能“有利于”日本。斯大林则十分震惊，他以责问般的语气问季米特洛夫是否“默许”了西安事变。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发电报，其语气相当强硬：不管张学良的动机如何，他的行为客观上只能伤害中国人民集结力量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并怂恿日本的对华侵略。苏联两家最大的报纸《消息报》和《真理报》都发表了重要社论，说明苏联与西安事变无关，并谴责张学良受日本挑唆制造了伤害抗日统一战线的事变。
考虑张学良、杨虎城急于要中共中央来人，并要派飞机来接。于是，志丹县城军民千余人在柳树坪开阔的川台地上整修飞机跑道，只干了半天就停止了。原因是台地酥软，飞机落不下，即是落下了，也起飞不了。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等人在12月15日骑马前往延安，再乘张学良飞机抵西安。
由于事变突然，对外界的反应知道的不多，谁也拿不出成熟的意见，存在处理意见不一的分歧，为此向共产国际电告此事，倾听意见和指示。12月16日，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的电报，却是一组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