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与人格（第三版） 精彩片段：
第四部分 人类科学的方法论
第十六章 方法中心与问题中心
数十年来，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了“官方”科学的缺陷和罪过。但是，除了林德的卓越分析以外（Lynd，1939），人们几乎一直忽视了对导致这些过失的根源的讨论。这一章试图说明，传统科学，特别是心理学的许多缺陷的根源，在于以方法中心（means centering）或者技术中心的态度来解释科学。
我用方法中心一词指代这样一种倾向：认为科学的本质在于它的仪器、技术、程序、设备以及方法，而并非它的疑问、问题、功能或者目的。在其简单的形式上，方法中心将科学家混同于工程师、内科医生、牙科医生、试验室技师、吹玻璃工人、尿液分析家、机器操作工等。在思考的最高层次上，方法中心体现为将科学与科学方法混而一谈。
一、过分强调技术
一味地强调优美、完善，强调技术和设备，常常造成这样的后果：在总体上减弱了重要性和深远价值，减弱了问题的意义和创造性的意义。几乎每一个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学生都会懂得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无论一个实验实际上多么无足轻重，只要在方法上令人满意，它就很少受到批评。而一个大胆的、开创性的问题，由于可能会遭到“失败”，常常尚未开始被检验就被批评所扼杀。的确，科学文献中的批评似乎通常只是对方法、技术、逻辑性等的批评。在我熟悉的文献中，我想不起曾看到过哪一篇论文批评另一篇论文无关紧要、过分琐碎或者意义不大。☾1☽
因此，逐渐增强的倾向是，学位论文的课题本身无关紧要，只要表达得好即可。一句话，论文无须再是对人类知识的新贡献。只要求博士研究生了解其研究领域内的技术手段以及现成的积累资料，对于好的研究计划的重要性通常并不予以强调。结果就是，显然是完全没有创造力的人也可能会成为“科学家”。
在较低的层次上——在高中和大学的理科教学中——也能看到类似的结果。学生被鼓励去把科学等同于直接地操纵装置，而且是按照从操作手册中学来的死板程序来进行的——一句话，遵循他人的指导，重复他人的发现。从来没有人告诉学生说科学家是不同于技术员或者科学书籍读者的。
这些论点是很容易被误解的，我无意贬低方法；我只是想指出，甚至在科学中，手段也很可能与目的相混淆。使科学获得尊敬和有效性的只能是科学本身的目标或目的。有作为的科学家当然必须关心自己的方法，但这仅仅是因为它们能够帮助他达到自己合理的目的，即解决重要的问题。如果忘记这个，他就成了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整天擦眼镜但不使用眼镜的人。
方法中心论往往将技师、“设备操纵者”而不是“提问者”和解决问题的人推至科学的统帅地位。即使不想制造一个极端和不真实的分裂，也仍然可能指出只知道怎样做的人和除此之外还知道为什么而做的人之间的区别。前者人数众多，不可避免地倾向于成为学术界中的一个术士阶层（class of priests），以及仪式、程序方面的权威。这种人在过去一直不过就是令人讨厌的角色，但现在，由于科学事关国家和国际政策，他们就可能成为一个有作用的危险因素。由于外行理解操作者比理解创造者和理论家要更容易，这就使上述倾向加倍危险。
方法中心的一个强烈倾向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过高看重数量关系，并且将它视为目的本身。这是因为，以方法为中心的科学过于强调表达的方式，而不是表达的内容。于是，形式的优美和精确便与内容的中肯和丰富对立起来。
持方法中心论的科学家往往不由自主地使自己的问题适合于自己的技术而不是相反。他们往往这样发问：用我现在掌握的技术和设备可以攻克哪些课题呢？而不是像通常应该的那样向自己提问：我可以为之奉献精力的最关键、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不是如此又怎样来解释下面的现象呢：大多数平庸的科学家将毕生精力耗费在一个狭小的区域内，这个区域的疆界不是由关于世界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来划定，而是由一件设备或者一种技术的局限性来划定的。在心理学中，很少有人会体会到“动物心理学家”或者“统计心理学家”这些概念的幽默。它指的是那些只要能够分别使用自己的动物资料或者统计资料就不在乎它们是否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人。这最终会使我们想起那个有名的醉汉，他不是在钱包丢失的地方，而是在路灯下寻找钱包，理由是，“那儿光线好”。或者，使我们想起这样一个医生，他使自己的所有病人都大为光火，因为他只知道一种治病的方法，用唯一的药方对付所有的疾病。
方法中心论的另一个强烈倾向是将科学分成等级。这样做是非常有害的。在这个等级中，物理学被认为比生物更“科学”，生物学又比心理学更“科学”，心理学则又比社会学更“科学”。只有基于技术的完美、成功和精确，才可能设想这样一个等级。以问题为中心的科学是不会提出这样的等级的。因为根据它的观点，没有谁会认为在某种本质上，失业问题、种族偏见问题、爱的问题不如星体问题、钠的问题或者肾功能的问题重要。
方法中心论往往过于刻板地划分科学的各个部门，在它们之间筑起高墙，使它们分属彼此分离的疆域。当有人问J.洛布他究竟是心理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还是哲学家时，他只回答说：“我解决问题。”较通常的答案的确应当是这样的，假如科学界中有更多像洛布这样的人就好了。但是，我们迫切需要的这些特性却遭到一种哲学上的明确的抵制和干扰：这种哲学要使科学家成为技师或者专家，而不是成为富有冒险精神的追求真理的人，即成为懂得什么而不是思考什么的人。
如果科学家们将自己看做是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人而不是专业技术员，那么人们的注意力就会转向最新的科学前沿，转向那些我们了解最少但最需要了解的心理和社会问题。为什么很少有人涉足这些领域呢？从事心理学问题研究的科学家与从事物理学和化学研究的科学家的人数相差悬殊，这种现象到底是怎样产生的？让一千个头脑敏捷的人专注于生产更先进的炸弹（就算是更好的青霉素吧），或是让他们去研究和解决民族、心理治疗或者剥削的问题，两者哪个于人类更有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