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疴遍地 精彩片段：
第6章 未来的形状
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
战后民主国家成功的基础是由国家调节的生产和再分配之间的平衡。随着全球化，这个平衡被打破了。资本变得流动了：生产转移到了国界之外，并因此转移到了国家再分配的范围之外……增产会抗拒再分配；良性循环会变成恶性循环。
卡尔·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第一段里指出，世界历史上所有重要的事件和人物都会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这种看法可以有多种解释，但它并不排除悲剧也有重复发生的可能。庆祝过共产主义遭受挫折的西方评论家们曾经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一个和平和自由的时代。我们本该更明白一些才是。
全球化
按照事物的本性，一个依靠来自别的国家的财政收入维持的国家，一定会比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更有遭受时间和机遇的事故的危险。
——托马斯·马尔萨斯
即使经济也有历史。国际化（“全球化”的旧称）的最后一个伟大时代出现在“一战”之前的帝国时代。当时人们就像今天这样，普遍相信“我们”（大英帝国、西欧和美国）正踏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稳定的时代的门槛上。国际战争发生得完全不可想象。大国不仅在和平的保护下得到了充分的利益，而且，战争，在几十年的工业化和武器技术的巨大进步后，将造成极其恶劣的破坏和无法忍受的高昂代价。没有哪个理智的国家或政治家会想要战争。
此外，到1914年时，由于新型的通信、交通和交流方式，帝国与有野心的国家之间的小规模纠纷和边界争议显得荒诞和不合时宜。比如说，分裂奥地利帝国从经济上说是很不合算的：它的工业腹地在波希米亚，首都在维也纳，劳动力来自整个中欧和东南欧洲的移民，奥地利帝国是现代经济生活国际化的活生生的证据。肯定没有任何人希望仅仅以民族主义教条的名义来使这个自然单位的所有组成部分都破产和贫困化。国际市场已经替代民族国家而成为人类活动的主要单位。
若要找对1914年前欧洲人的极度自信的记录，没有比凯恩斯的《和平的经济后果》更好的读物了：这本书总结了大难临头的世界的幻觉，写于让所有这些和平的幻想都破灭了50年之久的战争之后。凯恩斯提醒我们：“（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在实践中已经基本完成。”☾1☽用一个当时尚未用过的词，世界好像是“平的”。
这个先例应当使我们谨慎。全球化的第一个时代颤颤巍巍地停下来了。由于大战及其后果，欧洲的经济增长直到50年代才恢复到1913年的水平。经济那貌似无法停止的逻辑，被互相对立又政治不稳定的新民族国家的兴起压倒了。俄国、奥地利、土耳其、德国，最后是英国，帝国都分崩离析了。只有美国从这场国际巨变中获利：而且，即使是美国，也是在导致这场国际巨变的战争结束大约30年以后，才开始享受自己的新霸主地位的好处。
爱德华时代的乐观主义，被持久的令人痛苦的不安全感所取代。黄金时代的幻觉和后来40年的现实之间的裂缝，是由经济裁员、政治煽动和不间断的国际冲突填补的。到1945年，人们普遍“渴望安全”（凯恩斯语），满足渴望的办法是提供公共服务，和纳入战后从华盛顿到布拉格的统治体系的社会安全网。由凯恩斯从其美国新用法中改用的“社会安全”一词，成为旨在防止回到两次大战期间的灾难的预防性机构的通用简称。
今天，20世纪看起来好像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我们被扫入了一个关于“一体化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和无限生产力的新的主叙事中。像早期的关于无限改善的叙事，全球化的故事综合了一种价值判断性的口头禅（增长就是好）和关于必然性的假定：全球化已经挥之不去了，是一个自然过程而不是人类选择。全球经济竞争和一体化的不可避免的动态，已经成为时代的幻觉。像玛格丽特·撒切尔曾经指出过的：别无选择。
我们应当警惕这些主张。“全球化”是战后几十年所热衷的、对技术和理性管理的现代主义信仰的更新版。像原版一样，它暗暗地将政治排除在选择的领域之外：经济关系的制度，如18世纪的重农主义者曾经宣称的那样，是由自然制订的。一旦它们被判别出来，并且正确地理解之后，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按照它们的原则来生活。
但是，认为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会导致财富的平均化——全球化的更为自由主义的崇尚者这样为全球化作辩护——这一看法是不正确的。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确实变得不那么明显了，但是，一国之内的贫富分化实际上却加剧了。此外，持续的经济扩张本身既不能保证平等，又不能保证繁荣；它甚至不是经济发展的可靠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