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疴遍地 精彩片段：
第6章 未来的形状
思考国家
对政府来说，重要的不是去做个人已经在做的事情，并把这些事情做得好一点儿或是坏一点儿，而是去做那些目前根本没有人在做的事情。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如果我们当真要见证国家的回归，对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保障和资源的更强的需求，那么，我们应当更加关注政府所能够做的事情。过去半个世纪混合经济的成功，使得年轻一代认为稳定是理所当然的，要求消除征税、规章和全面干预的国家这些“障碍”。贬低公共部门，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大部分地区的默认政治语言。
但是，只有政府才能对全球化竞争所造成的困境做出必要的规模的反应。这些挑战不是任何私人雇主或私人产业能够控制的，更不用说处理和解决。能够指望私营部门的，顶多是为了保护某些特定职业或保护某些受到偏袒的部门进行短期游说——这仅仅是对那些与公有制联系在一起的病症和效率低下的处方。
维多利亚晚期的改革家和他们在20世纪的自由主义门徒们转向国家来应对市场的缺陷。不能指望“自然”发生的事物——恰恰相反，本来就是市场的自然运作才制造了“社会问题”——必须通过计划、管理，而且，如果必要的话，自上而下地强制执行。
我们今天面临着一个相似的两难困境。我们在过去30年间缩小了公有制和干预的规模，今天却发现我们自己在以大萧条时的那种规模实施事实上的国家行为。对毫无限制的金融市场，和对这么多人造成损失的少数人荒唐得不成比例的获利的反对，迫使政府四处出击。但是，从1989年以来，我们一直在为过分强大的国家的最终失败而恭贺自己，这样，我们就不能够对自己解释为什么我们需要干预，为了什么目的。
我们需要重新学会思考国家。毕竟，国家总是和我们同在。在最倾向于贬低国家在个人事务中的作用的美国，华盛顿支持甚至补贴了选定的市场参与者：铁路巨头、小麦农场主、汽车制造商、飞机制造业、钢铁工业和其他种种。不管美国人盲目相信着的是什么，他们的政府总是插手在经济中的。将美国和其他所有发达国家区别开来的，却是人们相信的恰恰相反的情形。
政府反而被诋毁成经济功能障碍的根源。到90年代时，这个修辞比喻在爱尔兰、波兰、拉丁美洲部分国家以及英国被广泛模仿：传统观念是尽可能地把公共部门局限在公共管理和安全功能上。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家的意识形态敌人，从玛格丽特·撒切尔到当代的共和党，就这样有效地接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西德尼·韦布的观点，他曾不厌其烦地宣称“未来属于伟大的管理型国家，在那里官员管理，警察维护秩序”。
面对这个有力的负面谎言，我们如何描述国家的正当地位呢？我们应当从这里开始，我们应当比左派更能承认这一点：过分强大的政府曾经造成，现在仍肯定造成真正的危害。有两个合理的担忧。
第一个是强迫。政治自由主要并不在于让国家完全不管你：没有任何现代管理机构能够或者应当无视其全体成员。自由更多是体现在我们有权不同意国家的目标，可以表达我们自己的反对和目的而不必担心惩罚。这比它听起来要更复杂：即使是意图良好的国家和政府面对大多数人的愿望，遭到公司、社区或个人的顽抗时也不会乐意。效率不能被引证来为严重的不平等辩护，也不能假借社会公正的名义用效率来压制反对意见。如果效率的代价是这样，那么，自由，比住在一个无论带有什么政治色彩的高效的国家都要好。
反对积极国家的第二个理由是国家有可能把事情搞砸。而当国家犯错误时，它犯的往往是极大规模的错误：英国60年代以来的中学教育史就是一个例子。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很睿智地描写过他所称的“地方知识”的好处。一个社会越多变、越复杂，顶端上的人对底层的现实一无所知的机会就越大。他写道，“……大体上我们对一个复杂的运作秩序可能的了解”是有限的。☾1☽国家代表公众进行干预的长处，必须永远参照这个简单的真理来进行权衡。
这个反对不同于哈耶克和他的奥地利同事们的反对，他们从根本原则上反对所有自上而下的计划。但是，计划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是达到经济目标的最有效的方式：公共行动的好处，也必须和压制个人知识和创造性的危险放在一起权衡。结论根据情况各有不同，不应当教条主义地预先决定。
20世纪中叶有一种未被普遍接受但肯定是相当流行的假想，即认为国家可能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最好解决方法。我们已经摆脱了这个假想。现在，我们需要从一个相反的观念中解放自己，即认为国家必定永远是最坏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