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疴遍地 精彩片段：
结论 社会民主主义中的生机与糟粕
乔治·奥威尔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这里有很多我不懂的东西，在某些方面我甚至不喜欢，但是我立即认识到它是一种值得为之奋斗的局势。
2009年10月，我在纽约讲了一次课，讨论这本书里提出的一些主题。第一个问题是一个12岁的小学生提的，我觉得值得在这里记录一下，因为它涉及我想总结的一个问题。提问者直奔主题：“你好，你每天就这些问题参与对话甚至是争论，然后有人提到了社会主义这个词，就好像一块砖头落到了这个对话上，再也没法恢复原型了。你建议用什么样的办法来恢复这个对话呢？”
正如我在回应中提到的，瑞典的“砖头”落下来的方式有些不同。即使是今天，提到社会主义，在欧洲的讨论中并不比在拉美或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引起更令人尴尬的沉默。这是一种独特的美国式反应——而提问人，一个美国孩子，提出了一个很有道理的论点。改变美国公共政策辩论的方向，其中一个挑战就是克服对任何有“社会主义”之嫌，或者有可能被这把刷子抹黑的一切事物的根深蒂固的怀疑。
迎接这个挑战有两个途径。一是干脆把“社会主义”搁置一边。我们可以承认这个词和思想都因为它们和20世纪独裁的关联而被污染了，然后把它排除在我们的讨论之外。这就是简单化的好处，但它会让人指责为虚伪。如果一种思想或政策听起来像社会主义，行动起来也像社会主义，那么，我们难道不应当一五一十地承认真相就是如此吗？难道我们不能希望将这个词从历史的垃圾箱里找回来吗？
我不这么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带有20世纪历史的19世纪思想。这并不是什么不可逾越的障碍，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自由主义。但是，历史的包袱是货真价实的——苏联及其大部分从属国都自称“社会主义”，多少诡辩术（“那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都不能避开这个事实。同样的原因，马克思主义也被它的遗产无可挽回地玷污了，不管我们从阅读马克思著作里还能够得到多少益处。在每个激进的方案前加上“社会主义”的形容词，纯粹就是招引毫无结果的争论。
但是，“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存在重要区别。社会主义是有关变革性的变化：用一个建立在完全不同的生产和所有制系统基础上的继任政权取代资本主义。相反，社会民主主义是一个妥协：它意味着接受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主义作为框架，在这个框架以内，迄今为止一直受到忽略的大部分人口的利益现在将会得到关注。
这些差异至关重要。社会主义在很多国家失败，但社会民主主义不仅在很多国家上台，而且还得到了超出其创始人最大胆的梦想之上的成功。曾经在19世纪中叶还显得理想主义的、50年后还被当作激进的挑战的，如今在许多自由国家已经成了日常政治。
因此，当“社会民主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出现在西欧、加拿大或新西兰的对话中时，砖头不会落下来。相反，对话会转向十分实际和技术性的方向：我们还能负担得起全民退休计划、失业补偿金、受挟持的艺术产业、低廉的高等教育等等吗，还是这些福利和服务昂贵得难以维持？如果是这样，怎么把它们变得能够负担得起？它们中哪一项——如果有的话——是必不可缺的？
那些更有意识形态动机的人提出的更宽泛的问题是，目前这种形式的社会福利国家是不是应当继续下去，还是它们已经超过了有用期。一个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保护和保障的体制，比一个由市场操纵、国家的作用被限制在最小的社会更“有用”吗？
回答取决于我们认为什么是“有用”：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愿意承受或者寻求什么样的体制来建立这样一个社会？我希望这本书已经揭示出，我们需要重新提出“有用”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自己局限在经济效益和生产力的问题上，忽视伦理思考和所有涉及更为广泛的社会目标的问题，我们就根本没有希望深入其中。
社会民主主义有前途吗？20世纪最后10年，人们普遍认为，上一代人的社会民主主义共识开始瓦解的原因，是它不能提出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愿景，更不能建立实际机构。如果世界正在变小，国家对国际经济的日常运转也变得更边缘化，那么，社会民主主义希望提供什么？
这个问题在1981年变得尖锐起来：法国最近一位社会主义总统当选，当选的承诺是他会忽视欧洲级别的规章和协议，为他的国家创立一个自治的（社会主义）未来。两年之内，弗朗西斯·密特朗就像英国工党几年后那样，逆转了方向，接受了现在看来是无法避免的事实：不可能有和国际协议不一致的（有关税收、再分配和公共所有权的）特定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政策。
即使是在社会民主主义机构在文化上更根深蒂固的斯堪的纳维亚，欧盟成员身份——或者仅仅是加入世贸组织或其他国际机构——似乎也会限制本地提出的立法。简而言之，社会民主主义早期理论家们热情地将国际化勾画为资本主义的未来，也是同样一种国际化，注定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