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乐·忆顾城 精彩片段：
“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忆顾城与谢烨☾1☽
陈力川☾2☽
……伟大的诗人都不是现存功利的获取者，他们在生活中一败涂地，而他们的声音，他们展示的生命世界，则与人类共存。
——顾城，1986年10月于漓江诗会
我第一次见到顾城和谢烨是在1987年的深秋。顾城应法国文学杂志《欧洲》（Europe）的邀请来巴黎参加一个诗歌讨论会。那时我和金丝燕住的是熊秉明先生的房子，位于巴黎南郊一个叫伊尼（IGNY）的地方。《欧洲》杂志社请我在10月21日举行的讨论会上为顾城做翻译，我约他来熊先生家谈谈，想预先了解一下他演讲的内容。
几天前，顾城在巴黎第八大学的中文系做过一个讲座。我那天有事没能参加，过后听了录音。顾城谈到他五岁的时候，有一天凌晨醒来，看到白色的墙壁上似乎有人眨着眼睛对他说话。这些人好像是从白色的雾中浮现出来的。那时候他已经知道人是要死的，而且死人还要烧成灰，但从来没想到死亡离他这么近。他第一次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他马上就要变成灰烬，不可避免地变成灰烬。随后顾城从死亡的主题一下子跳到了生命，并朗诵了他1971年写的一首诗《生命幻想曲》。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顾城先谈死后谈生。
“这次讲什么，还不知道。”见了面，顾城直截了当地说。我顿时为自己提出的问题感到难为情，因为顾城显然不是一个照本宣科的学者，而是一个随兴的诗人，但顾城并没有介意，他比我想象中的更安静、憨厚。那天天气异常晴朗，丝燕说听熊先生说附近的山上有许多栗子树，提议我们一起去捡栗子。听了她的话，我们的心已不辞而飞了。秋天的山满目萧瑟，让人想到人生的悲凉。我这才注意到顾城穿的是中山装，不知为什么，中式服装在城里穿还挺庄重，可一到大自然里就显得很别扭，唯一的好处是兜大。不一会儿，顾城上衣的两个大兜就装满了栗子，他开始往胸前的两个小兜里装。我说两个大兜鼓囊囊的，看上去好像是满载而归，可这两个小兜要是鼓囊囊的，会使人产生其他联想。顾城憨憨地一笑，算是接受了我的提醒，但眼睛仍然盯着地上的栗子，舍不得走。我建议他把帽子摘下来装栗子，他不肯。他说他个头矮，全靠这顶帽子显个呢。中山装和直筒帽是顾城的装束最与众不同的地方，甚至可以说是他的身份特征。他的帽子有用平绒、灯芯绒做的，也有用牛仔裤裤腿做的。其实顾城不肯摘帽子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后来他在德国说：“当我完全不在意这个世界对我的看法时，我就戴着这顶帽子，也就是说，我做我想做的事情。不过这顶帽子确实是我和外界的一个边界。戴着它给我一种安全感。它像我的家。戴着帽子，我就可以在家里走遍天下。”☾3☽
那天顾城和外界好像没有什么界线，我发现他很喜欢树，总是瞪着眼睛盯着树看。我对他说树是有生命的，也会害羞，可能已经被他看得不好意思了。他说他不仅要看，而且还要摸要爬。一边说，一边跟树亲热起来。谢烨似乎对顾城的举止习以为常，还笑话我少见多怪。顾城对树的感情我是后来才真正了解的。1987年12月，就在我们那次见面后不久，他在香港说：“我摸白色的树桩，一种清凉的光明在我心中醒来，这真是个不可言传的事。”在树上，他似乎看到了艺术自然脱俗的品格。在1991年9月2日写给《今天》杂志编辑的信中，他说：“一棵树或一只鸟也许毫无价值，但它们至少有一个品性，就是不为功名所动。”那天我给顾城和谢烨拍了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谢烨坐在一棵橡树下看着镜头，顾城用胳膊肘倚着树干，也许是闭着眼睛，也许是低头看着谢烨，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当时我觉得他们活得蛮开心，是幸福的一对儿。
那天我们玩得高兴，误了吃午饭的时间。下午回到家，吃栗子是来不及了，每人稀里哗啦地吃了一碗泡饭，就往《欧洲》杂志社赶。当我们几个人呼哧气喘地走进会场，里面已经坐满了人。我们方才落座，就听主持人介绍说：“火是顾城的第一个读者，因为他最早写的一些抒情诗都被他自己扔进火里烧掉了。诗人顾城好像是一只浴火重生的凤凰鸟，今天这只鸟飞到了巴黎。现在我们就请‘鸟’讲话。”“鸟”沉默了良久说不出话来。冷场的时候，时间过得非常慢。有几个听众等得不耐烦了，开始交头接耳。我看到顾城的一只手不停地摸着上衣兜里的栗子，好像要努力收回那颗在山林里流连忘返的心。不知过了多久，“鸟”终于开口说道：“世界上只有难看的人，没有难看的树。”会场立即变得鸦雀无声，刚才交头接耳的那几个人略显尴尬，好像恨不得一下子变成树。这时“鸟”接着又说：“树也会痛苦，但痛苦的树仍然是美的。”
顾城讲话的时候，眼睛几乎不看听众，而是看着远处，好像不唯对眼前的听众说话。他的声音轻柔，甚至单调，好像说话的不是他，而是其他什么人，就像西川描绘诗人海子的语言时说的：“仿佛沉默的大地为了说话而一把抓住了他，把他变成了大地的嗓子。”顾城和海子都属于天才型的诗人，对他们来说，诗和生活是一体的，诗就是生命，生命就是诗。“诗人的工作就是要把破碎在生活中的生命收集起来，恢复它天然的完整。”☾4☽顾城讲话的另一个特点是不假思索，却出口成章，一些听似不着边际的话会忽然产生紧密的关系，就像你总可以在散乱的云彩中忽然看出一个熟悉的形状。后来我曾多次回想那天与顾城和谢烨分手的情景，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顾城和谢烨是1992年12月28日。那年顾城应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的邀请在柏林写作，岁末年初来巴黎散心，正赶上红宝石餐馆的老板鲁念华大宴宾客。顾城仍然把自己套在中山装和直筒帽里，一双大眼睛无精打采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谢烨还是那样白皙，但显得憔悴，笑容明显失去了五年前捡栗子时的灿烂。他们说这五年大部分时间住在新西兰，还长期隐居在激流岛，1992年才重返欧洲游历。那时外界纷传顾城和谢烨要离异，他们都结识了新人。顾城的女友叫英子，谢烨的男友叫大渝。晚餐结束的时候，我婉转地问顾城和谢烨：“你们还好吧？”没想到顾城回答说：“我早晚要杀了谢烨。”尽管当时听起来口气好像是开玩笑，但我和金丝燕都禁不住一愣。谢烨勉强地笑着说：“跟顾城在一起活得很累。”我们一时都不知再说什么好，像四根电线杆子，直愣愣地戳在那里。这时鲁老板拿出红宝石餐馆的留言簿请顾城和谢烨题字。顾城先用钢笔画了一幅白描，然后题了“馋宗”二字，这显然是“禅宗”二字的谐音。谢烨写了“食木耳亦醉”，顾城和谢烨的儿子名叫“木耳”。那次见面过后，我仍然记不起我们是怎样分手的。
1993年10月中旬的一天下午，熊秉明先生来电话，告知几天前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重伤谢烨后自缢。熊先生平时说话口气一向犹疑，这一次却对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非常笃定。我忽然意识到那天顾城在红宝石餐馆说的话不是戏言，而是真话。就在我们那次见面的几天前，顾城在德国波恩接受张穗子和顾彬访谈时说：“真的话都是非常简单的，像用海水做成的篮子。”这话本身就说明简单的并不一定容易理解，海水怎么能做成篮子呢？可见当真话真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时候，往往不会被当真。直到有一天，当真话以事实的面目再次出现，你亲眼见到“海水做成的篮子”才幡然醒悟。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觉，翻看手边的几本顾城诗集，想知道顾城的死是否在他的诗中埋下了伏笔。我的目光停留在顾城写于1980年的《遗念》上：
我将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