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连环绑架案的新闻_三

三

玛露哈睁开双眼，想起了一句古老的西班牙箴言：“我们所能承受的，愿上帝别赐予我们。”距离绑架发生已经有十天了，不论是贝阿特利丝还是她，都已经习惯了一种在第一天晚上看起来不可思议的生活。绑匪们经常向她们强调，这是一次军事行动，但是关押制度比监狱还要严格。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允许她们说话，而且只能窃窃私语。她们不能随意从床垫上起身，这张床垫就充当了她们的床铺。她们的一切需要都必须向两个看守请示：请示坐下，请示伸腿，请示和玛丽娜说话，请示抽烟。看守紧紧盯住她们不放，连睡觉的时候都不例外。玛露哈得用枕头堵住嘴，才能降低咳嗽的声音。

唯一的那张床是玛丽娜的，一盏床头灯不分日夜地亮着，铺在地上的床垫和床平行。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睡在床垫的两头，就像十二宫里的双鱼座，两人盖同一床被子。彻夜不眠的看守或坐在地上，或靠墙站着。空间非常狭小，他们只要伸一下腿，就会踩到人质的床垫。仅有的一扇窗户被关上了，她们生活在阴暗之中。睡觉前，唯一一扇门的缝隙也会被破布堵上，免得玛丽娜打开床头灯时，灯光照进屋里的其他房间。在玛露哈的请求下，看守摘掉了天花板上的蓝色灯泡，之前它让所有人都显得苍白得可怕。因此，除了电视机闪烁的灯光之外，不论白天还是黑夜都没有其他光源。这个密闭的屋子完全不通风，充斥着热气和臭味。早上六点到九点是最糟糕的时候，人质们醒了，没有空气、没有水、没有食物。她们等待门缝上的破布被取走，让她们可以透透气。咖啡和香烟供应得很及时，而且有求必应，这是玛露哈和玛丽娜唯一的安慰。对于贝阿特利丝这位呼吸疗法专家来说，小屋里积累的烟雾是一种灾难。然而，由于另外两位是如此快乐，她便一直默默地忍受着。一次，玛丽娜抽着烟，喝着咖啡，感叹说：“如果我们三个能在我家一块儿抽烟、喝咖啡，笑谈这些可怕的日子，那该是多么美好啊。”那天，贝阿特利丝不仅不觉得自己在勉强忍受，反而遗憾自己不会抽烟。

把她们三个安排在同一间监狱里是一项应急方案。那辆被撞的出租车暴露了绑匪的行踪，她们被带去的第一所房子没法使用了，这才有了最后时刻的变动和这样的窘境：只有一张窄床；一张简易床垫要供两人使用；在不到六平方米的空间里挤着三个人质和两个轮班的守卫。玛丽娜也被从另一幢房子（据她自己说，那是座农场）带走过，因为那里的守卫嗜酒如命、不守规矩，将整个组织都带入了危险的境地。无论如何，一家世界顶级的跨国公司，竟没有丝毫的善心来为它的追随者和受害者提供人道的环境，这让人匪夷所思。

她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她们通过声音判断出附近有一条重型卡车专用公路；似乎还有一家卖酒的路边小店，放着音乐开到下午；有时会听见召集群众参加政治或宗教活动的喇叭声，还能听见震耳欲聋的音乐声。她们还有好几次听见了下届制宪议会竞选活动的口号。更常听见的是小型飞机近距离起飞和降落时发出的轰鸣声，因此她们猜测自己是在瓜伊玛拉尔机场附近。这个提供短距离跑道的机场位于波哥大以北二十公里的地方。玛露哈从小就对草原的气候非常熟悉，她觉得房间的冷气并非来自开阔的田野，而是来自城市。此外，守卫们防范过于严格。除非他们身处城市中心，否则这很难解释。

最让人惊讶的是一架轰隆作响、偶尔经过的直升机。它离他们那么近，好像就在房子上方。玛丽娜·蒙托亚说，是负责绑架案的军官来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她们不得不习惯那个声音。在那几个月里，那架直升机每个月至少降落一次，人质们确信这与她们有关。

要划分现实和玛丽娜充满感染力的幻想是不可能的。她说帕丘·桑托斯和迪安娜·图尔巴伊就在这幢房子的另一个房间里，因此直升机里的军官每次来访时，都同时处理这三起案件。有一次，她们听见院子里发出警报声。“管家”教训他的妻子，慌慌张张地命令她，让她把东西抬高点儿、放到这边、向上翻，仿佛是想把一具尸体塞进某个装不下的地方。玛丽娜阴森森地胡言乱语，认为弗朗西斯科·桑托斯可能被肢解了，他们正在把尸块藏到厨房的瓷砖下面。“他们一旦开始杀人就停不下来，”她说，“接下来就是我们了。”那是一个恐怖的夜晚，后来她们偶然得知，那晚他们是在给旧洗衣机换地方，四个人抬它都很费劲。

夜里万籁俱静，只有一只没有时间观念的疯狂公鸡随时都会打鸣。她们听见远在天边的犬吠声，附近也有一只狗在叫，她们觉得那是守卫养的狗。一开始，玛露哈的状态很糟糕。她蜷缩在床垫上，闭着眼睛。在几天的时间里，她试图保持头脑清醒，如果不是不得已，就不睁开双眼。她无法连续睡八个小时，几乎每次都睡不到半小时，醒来时，又一次身处焦虑之中，那焦虑在现实中窥探着她。这是一种持久的恐惧：她真切地感觉到胃里有一条温暖的线，总是处在爆炸的边缘，让她恐惧不安。玛露哈像看电影一样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试图抓住美好的回忆，然而，不愉快的回忆总是占了上风。她曾三次从雅加达出发回到哥伦比亚，其中一次，她正在吃午饭，路易斯·卡洛斯·加兰邀请她领导团队帮助他竞选下届总统。在上一届选举中，她是他的形象顾问，和姐姐格萝莉娅在全国展开了竞选活动。他们欢庆过胜利，经受过失败，躲避过风险，因此，这个请求是符合常理的。玛露哈觉得很合理，很满意，但是，吃完饭后，她察觉到加兰脸上有一种意义不明的神情、一种超自然的光芒，她以准确的洞察力快速判断，有人要杀他。征兆太明显了，于是她说服丈夫也一同回哥伦比亚。虽然玛萨·马尔克斯将军给他提了醒，但没有向他说明死亡的风险。启程前八天，他们在雅加达被一则新闻惊醒：加兰被杀害了。

那次经历使她有了抑郁倾向，绑架事件又加剧了症状。她找不到可以坚守的东西，无法摆脱自己正面临致命危险的想法。她不说话，也不吃饭。贝阿特利丝的冷淡和蒙面人的粗鲁让她很心烦，她也无法忍受玛丽娜对绑架者的顺从和对他们制定的规则的认同。她仿佛是另一个看守，如果玛露哈睡觉的时候打呼噜、咳嗽，或是动作超过了必要的幅度，她就会训斥她。玛露哈把杯子放在一个地方，玛丽娜吓坏了，急忙把杯子拿走：“小心！”然后把杯子放在别处。玛露哈以极其轻蔑的态度对待她。“您别费心了，”玛露哈说，“您在这儿做不了主。”最糟糕的是，看守们也担惊受怕，因为贝阿特利丝整天都在记录囚禁生活的细节，等到自由的那天好讲给丈夫和孩子们听。她还列了一份很长的清单，记录了房间里所有让她厌恶的东西。后来，当发现找不到不让她厌恶的东西时，她只好放弃了。看守们从广播里听说了贝阿特利丝是理疗师，但是他们把理疗师和心理咨询师弄混了，害怕她在筹划用科学方法把他们逼疯，于是禁止她记录。

玛丽娜的“堕落”是可以理解的。对她而言，在经历了近两个月的死亡前夜之后，在这个已经属于她，而且只属于她的世界里，另外两个人质的到来就像是一种难以忍受的入侵。她和看守们的关系本来已经非常密切，却被她们搅乱了。在不到两个星期内，她重新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和无尽的孤独之中，此前她本已克服了这种情绪。

而对玛露哈来说，没有哪个夜晚像第一晚那样难以忍受。那是一个漫长的寒夜。气象局的数据显示，凌晨一点，波哥大的气温在十三度到十五度之间，市中心和机场附近下起了毛毛细雨。玛露哈被倦意打败了。她刚睡着就开始打鼾，但随时又会因为自己老烟枪的咳嗽醒过来。咳嗽很顽固，无法控制。清晨，潮湿的墙壁上渗出了冰冷的夜露，这使她的咳嗽更加严重了。她每次打鼾或者咳嗽时，看守就会用脚后跟在她头上踹一脚。出于一种难以遏抑的恐惧，玛丽娜站在了看守们一边。她威胁说要把玛露哈绑在床垫上，免得她一直动；又威胁要堵住她的嘴，免得她打呼噜。

玛丽娜让贝阿特利丝听凌晨的广播新闻。这是个错误。在第一次接受蜗牛电台的亚米德·阿玛特采访时，佩德罗·盖莱罗医生训斥、辱骂了绑架者，还向他们发出了挑战。他威胁他们，让他们表现得像个男人，承担起责任。贝阿特利丝非常恐惧，她坚信这些侮辱会落到她们身上。

两天后，一个头目如一阵狂风般踹门而入，他衣冠楚楚，身材魁梧，身高有一米九。他穿着无可挑剔的热带羊毛西装和意大利皮鞋，系着黄色真丝领带，这衣着和他粗鲁的举止形成强烈对照。他朝看守们骂了两三句脏话，粗暴地对待其中最害羞的一位——同伴们管这名守卫叫“大灯”。“我听说您很紧张，”他对“大灯”说，“我警告您，在这儿，紧张的人都得死。”接着，他不假思索地对玛露哈说：

“我听说，昨晚您很烦人，又出声儿又咳嗽的。”

玛露哈回答时十分冷静，这种冷静可能会被误解成鄙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