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连环绑架案的新闻_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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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也就是二十四日，星期四。清晨，有人在波哥大北部的荒地发现了玛丽娜·蒙托亚的尸体。她几乎是坐在早晨的毛毛雨淋湿的草地上，倚靠着刺网围栏，手臂十字交叉。描述尸体的78号刑事诉讼法官形容她是一个六十岁左右的女人，有一头银发，发量很足，穿着粉色汗衫和棕色男袜，汗衫下面戴了一条配有塑料十字架的圣衣项链。司法人员到来之前，已经有人偷走了她的鞋子。

尸体头部被风帽盖住了，风帽反戴着，因为干涸的血迹而皱得像一块纸板，在后颈部有给嘴巴和眼睛留的小孔。头部中了六枚子弹，几乎被打碎了，子弹是从五十厘米开外的地方射出的，没有在布料和皮肤上留下印记。伤口分布在头颅和左侧脸颊，额头上还有由一颗致命的子弹造成的清晰伤口。然而，在被野草浸湿的尸体旁只找到了五枚九毫米的子弹壳。司法警察的技术部队已经提取了五套指纹。

马路对面圣·卡洛斯学院的一些学生和其他好奇的人在四周游荡。在围观尸检的人中，有一个在城北墓园卖花的女人。她起得很早，要去附近的一所学校给女儿注册。死者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人穿着高档内衣，双手护理得很好。尽管她的脸上千疮百孔，但依然能让人注意到她的与众不同。那天下午，鲜花批发商在给五公里外城北墓园的摊位供货时发现，这位卖花女头痛得厉害，并处于需要注意的抑郁状态之中。

“您都想不到，看着那位可怜女士倒在草地上是多么难过。”卖花女告诉她，“您得看看她的内衣，贵妇人的身材，白色的头发，细嫩的双手和精心修剪的指甲。”

那位批发鲜花的女士为她的衰弱感到惊慌，给了她一片治疗头疼的止痛药，建议她不要想这些伤心事，尤其是不要为别人的事情难过。一周之后，她们俩才意识到，她们经历的是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插曲。那位批发商叫玛尔塔·德·佩雷斯，是路易斯·吉耶尔摩·佩雷斯的妻子，路易斯正是玛丽娜的儿子。

星期四下午五点半，法医研究所接收了尸体，将其留在了停尸房，等待第二天解剖，因为弹伤超过一处的死者不会在晚上进行尸检。还有两具上午在街上发现的男尸在等待确认身份和解剖。夜间，又送来了两具成年男性的尸体，也是在露天场所被发现的；还有一具五岁男孩的尸体。

帕特莉西娅·阿尔瓦雷斯医生从周五早上七点半开始解剖玛丽娜·蒙托亚的尸体。医生在她的胃里发现了可辨认的食物残渣，并推测死亡时间是周四清晨。她也对高级内衣和精心修剪、涂了指甲油的指甲印象深刻。她向她的上司佩德罗·莫拉莱斯医生寻求帮助，他当时在两台桌子外解剖另一具尸体。他帮她发现了其他证明尸体生前社会地位的不容置疑的特征。他们给她做了牙齿鉴定，给她拍摄了照片和X光片，又提取了三对指纹。最后，他们给她做了原子吸收测试，并没有发现精神类药品的残留。虽然玛露哈·帕琼在她死前的几个小时给了她两片巴比妥，但看来她没有吃。

初步的手续完成之后，尸体被送到了城南墓园。三周前，那里挖掘了一个大约能埋下两百具尸体的公共墓穴。她和另外四个陌生成年人还有那个孩子埋在了一起。

显然，在那个残酷的一月，国家已经陷入了可想象的最糟糕的状况。自一九八四年罗德里格·拉腊·波尼亚部长被刺杀以来，我们已经历了各种令人深恶痛绝的事件。但是，这样的形势不但没有结束，而且最糟糕的情况也没有成为过去。所有暴力的因素都被激发、加剧了。

在众多引发国家动荡的危险中，毒贩恐怖主义被定义为最有害、最残忍的因素。四名总统候选人在一九九○年的大选之前被谋杀。一名单独行动的杀手在一架民航客机上杀死了M-19的候选人卡洛斯·皮萨罗，尽管他已经在绝对保密的前提下四次变更了航班，并使用了各种精明的技巧来为自己打掩护。预备候选人埃尔内斯托·桑佩尔在十一颗子弹的扫射中幸存了下来。五年后，他成为共和国总统时，身体里还留着四颗子弹，它们会在过机场的电磁门时嘀嘀作响。他们在玛萨·马尔克斯将军的途经处引爆了一辆装有三百五十公斤炸药的汽车，将军从他的低配装甲车里逃了出来，还拖着一名受伤的卫兵。“突然，我觉得自己好像被浪头打到了空中。”将军讲述说。他受到了很大打击，为了恢复平静，他寻求了精神治疗的帮助。七个月后，一辆携带两吨炸药的卡车用一次毁灭性的爆炸，炸毁了安全管理部（DAS）的巨型大楼，造成七十人死亡，七百二十人受伤，还有无法估量的财物损失。当时，将军的精神治疗还没有结束。恐怖分子按照往常将军走进办公室的时间精准地引爆炸弹，但是他在那场灾难中连一点擦伤都没有。同年，一枚炸弹在一架客机起飞五分钟后爆炸，造成一百零七人死亡，其中有安德烈斯·埃斯卡比——帕丘·桑托斯的妻弟，以及哥伦比亚男高音歌手赫拉尔多·阿莱亚诺。人们普遍认为，此次爆炸是针对候选人塞萨尔·加维里亚的。那是个糟糕的失误，因为加维里亚从没有乘坐那班飞机的打算，竞选团队中负责他人身安全的成员甚至禁止他乘坐民航客机。有一次他想乘坐民航客机，但其他乘客试图下飞机，以避免跟他同行的危险。在他们的惊慌面前，他不得不放弃了。

事实上，国家陷入了地狱般的恶性循环之中。一方面，“可被引渡者”拒绝投降，也不肯减少暴力行动，因为警方没有给他们停战的机会。埃斯科瓦尔通过各种媒体揭露，警方随意闯入麦德林的贫民窟，随机抓走十个孩子，不经调查就把他们枪决在酒馆和牲口圈里。警察粗略地推测，大多数人都在为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效力，要么是他的支持者，要么出于理智或被强迫，随时都会变成他的支持者。不管是在对警察一个不留的屠杀中，还是在袭击和绑架中，恐怖分子都没有停歇。另一方面，两场历史最久、力量最强大的游击运动——民族解放军和革命武装力量的运动，正用各种恐怖行动抗议塞萨尔·加维里亚政府的第一份和平提案。

受那场盲目战争影响最大的群体是记者，还有谋杀和绑架行为的受害者，以及因为威胁和腐败而逃逸的人。在一九八三年九月至一九九一年一月期间，有二十六名来自全国不同媒体的记者被贩毒集团杀害。《观察者报》的主编吉耶尔摩·加诺是其中最文弱、最无辜的一个。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七日，他在报社门口被两名暗中监视的持枪者杀害。当时他正在自己的车里。由于写作攻击毒品贸易的自杀性社论，他成了国内最受威胁的人之一，但他拒绝使用装甲汽车，也不携带卫队。然而，在他死后，他的敌人还试图继续毁灭他。一个纪念他的半身像在麦德林被炸毁。几个月后，一辆装有三百公斤炸药的汽车被引爆，摧毁了报社的办公楼。

一种比臭名昭著的海洛因更有害的毒品被引入了民族文化中：赚快钱。这种想法盛行一时：法律是幸福最大的阻碍，学会读写没有用处，像罪犯一样活着比像好人一样活着更好、更安全。一言以蔽之，这是非典型战争时期特有的社会腐化状态。

在哥伦比亚近期的历史中，绑架并不是新鲜事。前些年的四位总统都没有逃过破坏国家稳定的绑架案的考验。当然，就目前所知，这四位总统中没有一位屈服于绑架者的要求。一九七六年二月，在阿丰索·洛佩斯·米切尔森政府时期，M-19绑架了哥伦比亚工人联盟主席何塞·拉盖尔·麦尔卡多。绑架他的人认为他背叛了工人阶级，最后，他被处死。由于政府拒不满足一系列的政治条件，他的后颈挨了两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