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连环绑架案的新闻_四

四

自从在比尔希略·巴尔科政府担任部长以来，有一个想法就一直困扰着塞萨尔·加维里亚：如何利用法律手段，代替战争来打击恐怖主义。针对记者们的绑架正是对这个想法的回应。这曾经是他竞选总统时的核心话题，他在就职演讲中又强调了这一点。他说，毒贩的恐怖主义是国家内部问题，或许可以通过一个国家的力量解决；但是贩毒是国际问题，必须用国际手段解决，这样的区分很重要。首要问题是毒贩恐怖主义，头两枚炸弹投下时，舆论要求将这些恐怖分子送进监狱；之后的炸弹则让舆论要求实行引渡；但是从第四枚炸弹开始，舆论就要求赦免他们了。同样，在这个意义上，引渡应该是给罪犯施压、让其交出人质的紧急手段。加维里亚打算毫不留情地将它付诸实践。

在就职的头几天，他为了组建政府和召集国民制宪议会忙碌不已，几乎没有时间和别人交流这件事。这届国民制宪议会将制定出百年来第一部彻底的国家改革方案。自从路易斯·卡洛斯·加兰被谋杀以来，拉法埃尔·帕尔多就对恐怖主义深感不安，但是他也在最初的重担下忙得不可开交。他的情况很特殊，他被总统府任命为安全与公共秩序理事，这是他最初的几项职务之一。总统府被总统的革新之力撼动着。塞萨尔·加维里亚是二十世纪最年轻的总统之一，他热爱诗歌，崇拜披头士，想要彻底变革，他本人给这一系列变革起了一个朴素的名字：大力扑倒。帕尔多带着公文包在那场暴风雨中四处奔走，并习惯了在任何可以工作的地方工作。他的女儿劳拉以为他失业了，因为他没有固定的离家和回家时间。事实上，因形势所迫而产生的无规律性与拉法埃尔·帕尔多的性格恰恰相符，比起政府官员，他更像是一位抒情诗人。他三十八岁，有着突出而扎实的教育背景：曾就读于波哥大现代中学；获安第斯大学经济学学位，并在那里担任了九年教师和研究员；后来又获荷兰海牙社会科学研究院的规划学硕士学位。此外，他还如痴如醉地阅读了所有他能找到的书籍，尤其热衷于两个相差甚远的领域：诗歌和安保。当时，他只有四条领带，是他在前四年的圣诞节收到的礼物，但他不喜欢戴，于是，他把领带放在口袋里，只在紧急时刻才拿出来使用。他还把裤子和外套随意组合，既不考虑花色也不考虑风格，他漫不经心地穿上不同颜色的袜子，而且只要可以，就只穿一件单衣，因为冷和热对他来说没多大影响。他最大的狂欢就是和女儿劳拉打扑克牌，一直打到凌晨两点。他们玩牌时非常安静，赌注是菜豆而不是钱。他美丽耐心的妻子克劳蒂娅常对他发火，因为他如同梦游一般在家里游荡，不知道杯子在哪里，也不知道怎么关门、怎么把冰箱里的冰块取出来，而且他还有一样神奇的技能：可以无视一切令他无法忍受的事物。不只如此，最奇怪的地方是，他如同雕像一般不露声色，不留丝毫空间让他人窥探他的想法，还拥有一种无情的天赋：可以用不超过四个词就结束一段对话，或是用碑文般的单音节词解决一场激烈的争论。

他的同学和同事无法理解他在家中竟会毫无威严，他们认为他是一个聪明、有序、冷静得令人发指的工作者，觉得他迷糊的特质不过是用来糊弄人的。他会对简单的问题发怒，却对无可救药的事业有着极大的耐心。他性格坚毅，几乎无法被他沉着、狡黠的幽默感调和。比尔希略总统应该是认识到了他守口如瓶和玄秘爱好的可取之处，于是委任他同游击队协商，让他负责冲突地区的重建。帕尔多在这个职位上，和M-19达成了和平协议。而如今，加维里亚总统深不可测的沉默同他不分伯仲，他们共同保护着许多国家机密。此外，在跻身全世界最不安全、最混乱国家之列的哥伦比亚，总统先生还把安全和公共秩序问题抛给了他。帕尔多的公文包就是他的办公室，在两个多星期的时间里，他不得不借用其他办公室的卫生间和电话。但是总统会就各种问题频繁地咨询他的意见，并在困难重重的会议中如总统预期般专注地倾听他的想法。一天下午，他和总统单独留在办公室，总统疑惑地问他：

“告诉我，拉法埃尔，如果这些人中有人现在就自首，而我们却没有一条指控可以把他送进监狱。对此您不觉得担心吗？”

这是问题的关键：被警察追捕的恐怖分子若无法得到个人和家人的安全保障，是决计不会投降的。而如果将他们缉拿归案，政府又并没有将其绳之以法的依据。解决思路是，政府保证他们及其家人的安全，以此作为交换条件，寻求促使他们认罪的法律途径。拉法埃尔·帕尔多已经为上届政府思考过这个问题，当加维里亚向他提问的时候，他的公文包里还有一些上届遗留的笔记。这些笔记正是解决方案的雏形： 自首的犯人若供认可被控告的罪行，将获得减刑；若将财物交给政府，还将获得额外的减刑。只有这些内容，但是总统隐约见到了方案的全貌，这与他不想采用战争或是和平手段，而是想采用法律手段的观点不谋而合。这样，既无需放弃引渡这一必不可少的威胁，也能使恐怖分子不再与政府作对。

加维里亚总统向司法部长海梅·希拉尔多·安海尔提出了这个方案，后者立马心领神会，长久以来，他也一直在构思将贩毒问题纳入法制框架的方案。此外，他们两人都支持国民引渡，认为引渡是迫使毒贩投降的必要手段。

希拉尔多·安海尔的心不在焉有种智者的感觉，他措辞精准，很早就会熟练地在电脑上打字。他用自己的想法和一些刑法中已经确立的条例完善了这个方案。周六周日，他在自己那台专供记者使用的手提电脑里撰写了第一份草案。周一，他第一时间向总统展示了带有手工涂改痕迹的草案。上面的油墨标题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起点：《服从法律》。

加维里亚总统十分谨慎。在确定方案肯定会被通过之前，他不会把它送到部长委员会。因此，他同希拉尔多·安海尔和拉法埃尔·帕尔多一起彻底检查了草案。拉法埃尔·帕尔多虽然不是律师，但他的只言片语往往能切中要害。后来，总统把更加成熟的版本提交给了安全委员会，希拉尔多·安海尔在会上得到了国防部长奥斯卡·博特罗和刑事诉讼法庭庭长卡洛斯·梅希亚·埃斯科瓦尔的支持。卡洛斯·梅希亚·埃斯科瓦尔是一名年轻有为的法律工作者，他将负责法令的实施。玛萨·马尔克斯将军并没有反对这个方案，但他认为，在同麦德林集团的斗争中，任何非战争途径都是无用的。“只要埃斯科瓦尔不死，”他经常这么说，“这个国家就没得救。”他坚信，除非允许埃斯科瓦尔在政府的保护下在监狱里继续贩毒，否则他绝不会投降。

他们把方案呈交给了部长委员会。方案中明确：为了避免发生惨剧，他们不会与恐怖分子协商，而且毒品消费国要为这场惨剧负首要责任。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在与毒品贸易的斗争中，赋予引渡最大的法律效力；而对自首的人来说，不被引渡将作为一系列激励和保障措施中的最大奖励。

争论的关键点之一是由法官们负责考虑的可宽恕罪行截止日期。也就是说，在法令规定的日期之后犯下的任何罪行都不会得到庇护。总统府秘书长法比奥·比耶加斯是截止日期最理智的反对者，他提出了一项有力的依据：政府将无法对该日期之后的罪行问责。然而，大多数人都赞同总统的方案。必须要设定截止日期，否则就存在着一定的风险：这项政策可能会变成犯罪分子们随时烧杀抢掠的通行证，直到他们决定投降为止。

为了让政府免受非法协商的质疑，加维里亚和希拉尔多达成协议，在审判期间，不直接接见任何由“可被引渡者”派来的使者，也不会同他们或是任何人协商任何法律事宜。也就是说，不讨论任何原则问题，只讨论操作问题。全国刑事诉讼法庭庭长（他既不供职于行政机关，也不由行政机关任命）将正式负责与“可被引渡者”或者其合法代表的一切联系。所有的交流都必须以书面形式进行，以便存档。

他们在讨论法案时非常高效，还带着一种在哥伦比亚难得一见的缄默。一九九○年九月五日，法令通过了，即2047号战时法令：自首与认罪者可以免于引渡；如果认罪后还同司法部门合作，将获得多达三分之一的减刑；如协助揭发，将获得六分之一的减刑。总之，如果一个人因其某项或所有罪行而被要求引渡，只要积极配合，就可以获得多达一半的减刑。对正义最简单、纯粹的诠释是：引渡意味着极刑。签署该法令的部长委员会否决了三起案件中的引渡决议，也通过了三起，这仿佛是一份公示，声明新政府只会将放弃引渡作为法令能给出的主要优惠。

事实上，与其说这是一部松散的法令，不如说这是一项用来从整体上打击恐怖主义的总统政策。它不仅仅针对毒贩，还针对一般刑事案件中的罪犯。玛萨·马尔克斯将军没有在安全委员会上表达他对法令的真实想法，但是几年后（在竞选共和国总统时），他毫不留情地抨击了这部法令，说它是“这个时代的谎言”。“这部法令践踏了司法的威严，”他写道，“葬送了刑法的历史性尊严。”

这条法令前路漫长又复杂。“可被引渡者”（即众所周知的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商号”）虽然为了得到更多好处，将大门微微敞开，但立马对法令进行了抨击。主要理由是该法令并没有明确他们不会被引渡。他们还要求能被当作政治犯处理，并享有M-19游击队员那样的待遇。M-19已经被赦免了，而且成立了一个被认可的政党。一名成员还当上了卫生部长，所有成员都参与了国民制宪议会的选举。“可被引渡者”的另一个顾虑是，他们需要一座保证他们不受敌人伤害的监狱，还要保障他们的家人与随从的生命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