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连环绑架案的新闻_八

八

问题是，如何在一个暴力肆虐的城市里找出巴勃罗·埃斯科瓦尔。一九九一年一月和二月，这里发生了一千二百起谋杀案——每天二十起，每隔四天还会发生一场屠杀。几乎所有的武装组织都一致决定发动哥伦比亚历史上最残忍的游击恐怖袭击，而麦德林正是城市行动的中心。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有四百五十七名警察被杀害。安全管理部曾说，贫民窟里有两千来人为埃斯科瓦尔效力，其中很多是青少年，靠猎杀警察为生。他们每杀一名警官能获得五百万比索，每杀一名警员能获得一百五十万比索，每打伤一人能获得八十万比索。一九九一年二月十六日，一辆装着一百五十公斤炸药的汽车在麦德林斗牛广场对面爆炸，炸死了三名士官和八名警察，与战争毫无关联的九名市民死亡，一百四十三名民众受伤。

与贩毒贸易团伙正面交锋的精英部队被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指控为一切罪恶的化身。一九八九年，比尔希略·巴尔科总统组建了精英部队。当时，他陷入了军队和警察等大型部队无法明确各自职责的困境，深感绝望，便将组建精英部队的任务委托给国家警察，让军队尽可能地远离贩毒贸易和准军事集团的毒害。最初的精英部队不超过三百人，拥有直升机特种小分队，并接受英国政府特种空勤团（SAS）的训练。

地主组建的反游击队准军事化队伍于巅峰时期，在国家中部的马格达莱纳河中游开始了行动。之后，这支部队分离出了一支专门进行城市作战的队伍，并作为自由行动军团驻扎在麦德林。它直接听命于波哥大国家警察总局，不受任何中间机构影响。由于其属性特殊，这支部队行使职权时并不是非常谨慎。罪犯们一头雾水，地方政府也很不情愿地接纳了一股跳脱其管辖的自治武装力量。“可被引渡者”暴怒，指控他们实施了各种践踏人权的行为。

麦德林的人们明白，“可被引渡者”揭露警方犯下谋杀与欺凌罪行不是没有依据的，因为他们目睹这些事情在大街上发生，尽管大部分案件都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国内外的人权组织对此表示抗议，但政府没有做出让人信服的答复。几个月后，政府决定，如果没有国家检察院的人员在场，不许私闯民宅，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得军事行动的官僚手续烦琐起来。

司法部门并不能做多少事。法官们微薄的工资仅够他们糊口，而不够他们负担孩子的教育费用。他们深陷于没有出路的两难抉择当中：要么被杀，要么被毒贩收买。令人敬佩和痛心的是，许多法官在这种情况下情愿选择死亡。

也许在这种形势下，最具有哥伦比亚特点的是，麦德林人有一种惊人的能力：他们能习惯一切（不论情况是好是坏），并从中迅速恢复过来。这种恢复能力可能是他们无所畏惧的性格最苦涩的表现方式。大部分人似乎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生活的麦德林曾是全国最美丽、最有活力、最热情好客的城市，但是在那几年里，这座城市变成了全世界最危险的城市之一。当时，城市恐怖主义已经变成了哥伦比亚百年暴力文化的奇特组成部分。历史悠久的游击队——城市恐怖主义的实践者——曾经亲自有板有眼地将这种行为谴责为非法的革命斗争方式。人们已经学会了带着对已经发生之事的恐惧生活，但还没有学会带着对可能发生之事的不确定感生活：炸弹将学校里的孩子炸得粉碎，将空中的飞机炸毁，市场里的豆子也会突然炸开。杀死无辜平民、随处爆炸的炸弹和匿名的威胁电话一起，成了日常生活中最让人不安的因素。然而，从统计数据看，麦德林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受到影响。

几年前，贩毒分子嚣张至极，处于虚幻的光环之中。他们完全不受法律的制裁，甚至还享有某种民间威望，因为他们在童年时居住过的贫困街区推行慈善事业。如果有人想送他们进监狱，完全可以让街角的警察去抓他们，但更多哥伦比亚人会带着类似满足感的好奇心和兴趣对毒贩们听之任之。政治家、实业家、商人、记者，甚至是地痞流氓都出席了麦德林附近的那不勒斯庄园举办的永留史册的聚会。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在那儿开了一家动物园，里面有从非洲带回来的活生生的长颈鹿和犀牛。在动物园的大门口，展示着第一架运载出口可卡因的轻型飞机，仿佛一座国家纪念碑。

凭借巨额财富和保密工作，埃斯科瓦尔成了幕后的主人，他变成了一个在阴影里掌控一切的传说。他的公告具有模板一般的审慎风格，内容足够以假乱真。在他的鼎盛时期，麦德林的贫民窟里建起了供有他画像的祭台，祭台上摆着蜡烛。人们甚至相信，他会创造神迹。在历史上，没有一个哥伦比亚人拥有像他一样控制舆论的天赋和腐化社会的力量。他个性中最让人不安、最具破坏性的特点，是他完全没有分辨好坏的恻隐之心。

这就是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二月中旬打算寻找的无迹可寻的、不可思议的男人，他想让他把妻子玛露哈还给他。他开始寻求途径与关押在戒备森严的伊塔古伊监狱中的奥乔阿三兄弟取得联系。拉法埃尔·帕尔多根据总统的指示给他亮了绿灯，但是提醒他不能越界：他的行动不是以政府名义进行的谈判，而是一次考察任务。他告诉他，不能以政府方面的酬劳作为交换来达成任何协议。但是在投降政策的范畴内，政府对“可被引渡者”自首是感兴趣的。从这个新概念出发，他想改变行动的视角，不再像往常那样专注于解救人质，而是专注于促使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投降。投降之后，释放人质就顺理成章了。

就这样，可以说玛露哈第二次被绑架了，而比亚米萨尔的另一场战争开始了。也许，埃斯科瓦尔原本打算把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一起释放，但是迪安娜·图尔巴伊的悲剧可能打乱了他的计划。迪安娜的死对他来说应该糟糕至极，除了得替他并未下令执行的杀人行为背负罪责之外，他还失去了一颗价值难以估量的棋子，他所面临的情况因此更加复杂了。此外，当时警方的行动对他步步紧逼，使他跌入了谷底。

在死去的玛丽娜同迪安娜、帕丘、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中，如果当时他决定要杀死一个人，那个人大概本会是贝阿特利丝。但贝阿特利丝获得了自由，迪安娜死了，他还剩两个人：帕丘和玛露哈。也许由于帕丘的交换价值，他原本更愿意保留他。但是现在玛露哈获得了意料之外、无法估量的价值，她能让比亚米萨尔与他保持沟通，促使政府颁布一部表述更加清楚的法令。同样，对于埃斯科瓦尔来说，从那时起，他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比亚米萨尔的调解，而唯一的保证方法是滞留玛露哈。他们的命运连在了一起。

比亚米萨尔从拜访妮迪娅·金特罗女士入手，以了解她调解经历中的细节。他发现她是个慷慨又果断的人，而且心平气和地服着丧。她向他转述了自己与奥乔阿姐妹、老族长以及狱中的法比奥的对话。她让人觉得她已经接受了女儿的惨死，她既不是因为痛苦也不是因为仇恨，而是为了争取和平才记住这场死亡。凭借这种精神，她交给比亚米萨尔一封写给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信，在信中表达了她的期望，希望迪安娜的死能让其他的哥伦比亚人不再经历她经历过的痛苦。在信的开头，她承认政府不能阻止警方为了找出犯罪分子而搜查民宅，但的确能阻止警方用武力营救人质。因为受害者的家属明白，政府明白，所有人都明白，如果在搜查民宅的行动中发现了被绑架者，有可能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就像她女儿身上发生的那样。“因此，我来到您面前，”信上说，“带着充满痛苦、谅解和善意的心，恳请您放了玛露哈和弗朗西斯科。”最后，她用一个令人惊讶的请求结尾：“请您告诉我您不想让迪安娜死去的理由。”几个月后，埃斯科瓦尔在监狱里公开表示了他的惊讶之情，因为妮迪娅的来信既没有指责也没有仇恨。“我非常痛苦，”埃斯科瓦尔写道，“我没有勇气给她回信。”

比亚米萨尔带着妮迪娅的信和政府口头授予的权力前往伊塔古伊监狱拜访奥乔阿三兄弟。两名安全管理部的卫兵与他同行，麦德林的警察还增派了六名人员。他发现奥乔阿兄弟刚被安置进一间戒备森严的监狱，里面有三重一模一样的防护门，每一道门打开都很费功夫。墙皮脱落的砖墙让人觉得这是一座没有修好的教堂。空空荡荡的走廊、狭窄的楼梯、黄色管道制成的栏杆和显眼的警报器延伸到三楼，那里又延伸出了一座小楼，奥乔阿三兄弟在小楼里制作精美的皮具和马鞍等各种马具以消磨服刑的时光。全家人都在那儿：子女、姑舅亲眷和姐妹们。最活跃的玛尔塔·妮耶维丝和豪尔赫·路易斯的妻子玛丽亚·莉娅都表现出了帕伊萨人热情好客的典型品质。

比亚米萨尔来的时候恰好是午饭时间，食物摆在后院深处的一间敞开式棚屋里，棚屋的墙上贴着电影明星的海报，屋里还有一组专业的健身设备和一张十二人餐桌。出于安全考虑，食物是在附近的拉·洛玛农庄准备的。拉·洛玛农庄是全家人正式的住所，而那天享用的是美味丰盛的克里奥约食物。他们吃饭的时候不谈论食物之外的话题，这在安蒂奥基亚是必不可少的礼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