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猿2·人类动物园 精彩片段：
第四章 内群体与外群体
问题：黑人土著肢解一名白人传教士，白人暴众用私刑处死一名孤立无助的黑人，两者有何区别？回答：几乎没有区别，而且对受害者而言没有丝毫区别。无论有何理由、借口和动机，两者的基本行为机制是一样的。两种都是内群人对外群人的攻击。
进入这一课题时，我们一头扎进了难以维持客观态度的困境。理由一望而知：我们每个人都是某种内群体的成员，我们审视群体之间的冲突时，难免无意中站在了特定的立场上。然而无论如何，我写完这一章、你读完这一章之前，我们都必须跳出自己的群体，用火星人的眼光鸟瞰人类动物的战场，不带偏颇。这难以做到，所以我必须开宗明义清楚表明：我的任何一点意见都不能被理解为偏袒一群人反对另一群人，或者暗示一群人必然比另一群人优越。
从冷峻的演化观点看，就可以说，如果两群人冲突，一群灭绝了另一群，胜者在生物学意义上就比败者成功。但如果从人类这个物种的观点来看问题，这种观点不再说得通，那是狭隘的观点。远见卓识的观点是，如果两个群体既竞争又和平相处，人类的成就定会大得多。
我们必须有这种开阔的视野。如果这种观点显而易见，那么我们去解释人的行为就要做大量费力的工作。我们不像鱼类那样大量产子，鱼类产卵一次就数以千计，但大多数鱼卵注定死亡，只有极少数能够存活。我们的生育不讲数量，而是讲质量，我们生育少，对子女万般宠爱，精心呵护，比其他动物照顾后代的时间长得多。经过差不多二十年呕心沥血的照顾之后，把他们送去当炮灰，去被别人的子女手刃、枪击、烧死、炸死，岂不是太不合算——且不说太残忍。然而，在一百多年（1820—1945）的时间里，5 900多万的人在群体间的冲突中被杀戮。倘若凭人的智慧就一望而知，和平共生显然比杀戮好，那么，我们就必须要解释这难以解释的杀戮。我们把杀人说成是“野兽”的行为。倘若我们真能找到嗜杀的野兽，这样说就比较准确。然而事实正好相反，我们找不到这样的野兽。我们面对的是另一种难以解释的特性，这就是现代人与动物不同的特征。
从生物学来讲，人天生的任务是守护三种东西：自己、家庭和自己的部落。作为结偶配对、捍卫领地、群居生活的灵长类，人的驱力就是捍卫这三种东西，这是非常强大的驱力。倘若他个人、他的家庭或部落受到暴力威胁，他以暴制暴就是非常自然的反应。只要有机会挫败攻击，他的生物意义上的任务就是调动一切手段予以回击。许多动物的反击也和人类相同，但在自然条件下，实际的肢体暴力是有限的。一般对付暴力威胁的不过是反暴力的反威胁。真正好斗的物种由于自相残杀似乎已经灭绝。这是我们不应该忽略的教训。
这三种责任似乎是一望而知的事实，但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似乎给我们留下了过分沉重的演化遗产。虽然人还是人，家庭还是家庭，但部落不再是部落而是超级部落了。如果我们要理解我们因民族、理想和种族冲突而进行的残忍杀戮，我们就必须在此考察这种超级部落环境的性质。我们在上文里已经看到它在部落内部积累的紧张关系——在地位争斗中发起的攻击；现在，我们必须要考察它在部落外造成并放大的紧张状态，即群体之间的紧张状态。
这是一个千辛万苦的故事。我们的祖先定居时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这就产生了一个必须明白捍卫的对象。我们最亲近的表亲猴类和猿类是典型的游徙群落。每一群落栖息在大致确定的范围内，但它们经常在这个范围内迁徙。两个群落遭遇时会互相威胁，但很少发生严重的冲突。它们各奔东西，照常生活。远古人群成为严格意义上的领地人时，防卫机制就得到加强。但那时土地辽阔，人烟稀少，有大量的生存空间。即使部落人口增加，武器仍然粗糙而原始。酋长在冲突中经常要亲自上阵。（倘若今天的领袖不得不上前线，他们决定打仗时必定会更加谨慎，更加富有“人情味”。也许可以说，这正是他们仍然准备发动“小规模”战争却害怕大规模核战争的缘故吧，核武器的射程出乎意料地使他们也身处前线。也许，我们需要的不是核裁军，而是应该要摧毁领袖们为了保护自己而建造的深藏在地下的堡垒。）
农夫一旦成为都市人，走向更加野蛮冲突的另一步就迈出了。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后果是，一部分人可以专职从事杀戮——军队随之降生。随着都市超级部落的扩大，各个领域的发展也随之加速，一个领域的发展就可能超过其他领域。于是，比较平稳的部落平衡力量随之退场，严重不稳定的超级部落力量取而代之。有些文明繁荣了，遂进行扩张，它们面对的常常不是势均力敌的对手，不必三思而后行，也不必进行仪式化的讨价还价和交易；相反，它们面对的常常是弱小的、比较落后的群体，于是能轻轻松松地发动入侵和攻击。翻阅历史地图时，扑面而来的是荒芜和废墟的悲惨故事，一连串的建设成果被摧毁殆尽的结局反复出现，破坏的烈度一次胜过一次。诚然，战争有一些附带的有利因素，比如不同群体的接触和杂处使知识汇集，促进了新思想的传播。诚然，犁头化为刀剑，而研究新武器的动力最终又产生了新工具。然而，战争的代价依然太沉重了。
超级部落越来越大，统御分布广泛的众多人口的任务越发沉重，过分拥挤的人口有增无减，超级地位竞争中的受挫情绪日益加重，日积月累的攻击性日益加剧，伺机发泄。群际冲突为攻击性的发泄提供了大规模的机会。
于是，战争对现代首领的好处就胜过了对石器时代酋长的好处。首先，现代首领不会脸上沾染血污，而且他并不认识他派去送死的士兵：这些士兵是专业军人，不打仗的社会成员还可以照常生活。渴望打仗的捣蛋鬼受制于超级部落的压力，矛头对外，不会把矛头对准自己所在的超级部落。确定外在的敌人，即有了恶棍以后，领袖就变成了英雄，他可以团结人民，使人民忘记让领袖头疼的内部纷争了。
认为领袖是超人，且上述诸多因素不影响其决策，那是幼稚的想法。不过，影响其决策的主要因素是他要维护或提高自己地位的欲望，他渴望胜过其他领袖。如上所述，超级部落的发展不会同步，这无疑是最大的问题。由于其资源丰富或人才众多，一个超级部落可能会跑在其他超级部落的前面，麻烦问题必然随即发生。先进的群体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后进的群体必然要想办法发泄自己的忌恨。先进群体往往倾向于扩张，它难以忍受听之任之、不干涉他人、只管自己的处事态度。它要影响其他群体，用强制或“援助”的方式来达到目的。除非它能够强制其他群体放弃原有的身份，将其吸纳进自己的群体（但常常在地理上做不到），否则局势就不会稳定。如果先进的超级部落帮助其他群体，使其实力增长并接受自己的发展模式，那么总有一天，原来的后进者就会强大到足以发动反叛，并且用那个超级部落的武器和方法把它驱逐出去。
在这一切此消彼长的过程中，其他强大而先进的超级部落的领袖们会焦虑地密切观察，以便确保那个超级部落的扩张不会势如破竹。如果其百战百胜，其他超级部落的群际地位就会随之下降。
这一切扩张和争夺在意识形态的外衣下进行，虽然这外衣一眼就能看穿，但扩张者还是乐此不疲。你难以想到，后来翻阅官方档案时竟然会发现，原来受到威胁的是领袖人物的骄傲和地位。表面上看，群体之争总是涉及理想、道德原则、社会哲学或宗教信仰的问题。然而，对茫然看着自己的断腿、手捧自己肠子打仗的士兵而言，其结果只能是——被毁的生命。士兵之所以伤残，不仅是因为他是潜在的富有攻击性的动物，还因为他是很有合作精神的动物。为了捍卫他超级部落那一套没完没了的说教，他愿意赴汤蹈火，因为打仗是帮助自己的朋友。在战争压力下，面对外群体直接而明显的威胁时，他的战友们力量倍增。他多多杀敌首先是不辜负战友，其他道理都位居其次。对部落忠诚的力量根深蒂固，奔赴疆场的最后一刻到来时，他别无选择。
在超级部落的压力下，由于全球范围的人口过剩，因为不同超级部落发展的不平衡，我们的孩子“在成长中不知战争为何物”的希望，看来是渺茫了。人这个动物太狂妄，但其灵长类的生物属性未变，其生物学特性未能强大到足以应付他创造的非生物环境。只有调动极其强大的理性克制，他才能拯救危险的局面。有时，我们在这里那里看见一点点获救的迹象，但这里冒出一点希望时，那里的迹象却已经萎谢。此外，我们这个物种的适应性很强，我们似乎能够消解震撼、弥补损失，却又不能吸取惨痛的教训。从长时段来看，在世界人口飙升的曲线图上，即使最大、最血腥的战争经历也不过是一个下滑的小点。出生率的“战后膨胀”总是必然发生，战争造成的人口缺口总是会被迅速填平。人犹如巨型扁形虫，肢体伤残后总能够迅速再生，很快又能够爬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