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之变（1063～1086） 精彩片段：
第五部 黄叶在烈风中，1085～1086
34、“奸臣”去
役法诏书藏玄机
让蔡确不得不黯然离场的，正是他亲手炮制的役法改革诏书。
元祐元年（1086）二月七日，宋朝政府颁布了当年的“一号文件”—役法改革诏，宣布废除王安石所推行的免役法，恢复差役法。
免役法和差役法的差别究竟在哪里？宋以前的“役”可以分为“兵役”和“劳役”两种，兵役就是当兵报国，劳役就是以无偿劳动的形式向政府提供一定时长的服务。宋朝实行职业兵制度，老百姓没有“兵役”，只有“劳役”。差役法和免役法最大的区别在于服役的方式。“差役法”就是轮差服役，老百姓以家庭为单位，按照男丁的数量和财产的多少轮流服役，轮到谁谁上，轮不到的时候休息。“免役法”就是交钱免役，老百姓出钱，政府拿这个钱雇人来干活，向市场购买服务，所以“免役法”又可以叫作“雇役法”。“免役法”与“差役法”的利弊得失，下一章会集中谈到，这里只说政策转变。北宋开国以来所实行的是“差役法”，而王安石变法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改差为雇，实行“免役法”。
司马光痛恨“免役法”，斥之为“大害”，必欲除之而后快。他在给三省的咨文中这样写道：“当今法度，最先应当革除的，莫过于免役钱。它不仅苛刻地剥削贫民，使民不聊生；又雇佣四方无赖浮民，用这些靠不住的人来为官府服役，使官不得力。为今之计，不如全面取消免役钱，恢复差役旧制。”☾1☽全面推翻免役法，改行差役法，符合司马光的想法。然而，二月七日，司马光却在病假之中—病弱的身体成了司马光的牢笼，北宋的官员仍然是骑马上朝的，而上马、下马这些简单的日常动作，他已经无法完成，更不用说跪拜行礼了。自正月二十日起，司马光便不得不休假在家，通过奏札向太皇太后，通过咨文向三省和枢密院提出他对朝政的意见和建议。二月七日的役法改革诏书便全文引用了司马光于正月二十二日所进呈的《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札子》。☾2☽
在过去的八个月里，司马光人在宰相府，当面力争，尚且寸步难行，被蔡确处处留难。如今司马光居家养病，不能亲自出席政务会议，蔡确所主导的政府竟然发生了急遽的政策转向，这怎么可能呢？
其中必有玄机。
第一个对“役法改革诏”提出质疑的，是新任右司谏苏辙。苏辙于二月十四日到任，十六日即上状讨论役法改革诏。在大方向上，苏辙赞成差役法，他认为“此法一行，民间必定鼓舞相庆，如饥饿的人得到食物，如久旱的土地得到雨水”。同时，苏辙特别提醒太皇太后要坚持差役不动摇，“既然役法改革的大方向已经摆正，即使出现一些小问题，只要随时随事调整，过个一年左右，各项法令制度也就完备了”。☾3☽新法刚刚推出，苏辙就已经在担心太皇太后发生动摇，为什么？
因为在苏辙看来，这则役法改革诏是先天不足的，它有两大缺陷，而这两大缺陷必然招致反对派的强烈攻击：第一，它没有实施细则，所以是漏洞百出、经不起实践检验的，一经推行，必然问题丛生。这些问题纵然并非差役法所固有的；然而，当问题成堆出现的时候，那些在免役法体系中得到好处的官员必然会归咎于差役法，群起而攻之。第二，诏书所展现的决策程序存在重大缺失，它完整地抄录了司马光的札子，在前面标注了司马光的姓名，在后面标注了太皇太后的批示“依奏”，却没有说明役法改革决策是否经过了三省宰相御前会议的集体讨论—而这一点，按制度是必须有的，倘若诏书不写，那就意味着“未经讨论”。如此重大的政令，未经宰相大臣集体讨论，单凭司马光一通报告、太皇太后简单批示便面向全国推行，岂不太过草率？！这样的一则诏书，又是在向天下官员传递怎样的信息和情绪呢？
苏辙的性格比其兄谨慎，又兼初到谏院，所以，他给太皇太后的奏疏措辞相对温和克制：
我认为，司马光讨论差役的札子，大方向是合适的、恰当的，但是中间难免有疏漏，细节难免有问题，这些疏漏、这些问题，执政大臣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呢？倘若各位大臣是出以公心的，懂得同舟共济的道理，那就应当根据司马光所奏请的大方向，把实施细节尽量设计完整，然后再推出。如今只抄录司马光的札子，前面写着司马光建议，后面写着圣旨“依奏”，诏书炮制者的心思，可想而知。今后肯定会有人试图利用推行中出现的反对意见，动摇改革大计……☾4☽
同苏辙相比，监察御史孙升（1038～1099）的措辞就激烈得多了。他与苏辙同日上疏。孙升直言，诏书所显示的决策程序缺失，可能会导致地方大员们认为役法改革之意“独出于司马光一人”，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思想混乱，“兹事体大……此不可不察也”。☾5☽
役法改革诏书的两大缺陷，没有实施细则的问题是现实存在的—这本来应该是户部的工作。司马光请户部尚书曾布主持修订役法实施细则，曾布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说：“免役法的相关法令，事无巨细，都是我主持制定的，现在您让我自己动手去推翻它，出尔反尔，义不可为。”☾6☽曾布是曾巩（1019～1083）的弟弟，王安石的追随者。这番回答掷地有声，让司马光心中暗赞。可是，制定新役法实施细则的工作也只得暂时搁置。司马光阵营的人才之匮乏，以及司马光作为政治领袖的资源调度能力之缺失，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