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之变（1063～1086） 精彩片段：
第五部 黄叶在烈风中，1085～1086
36、病榻上的宰相
居家拜相第一人
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的开封政坛经历了一场温和的大换血：二日，蔡确罢相出知陈州，司马光出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首相；四日，吕公著出任门下侍郎，成为第一副宰相；十八日，吕大防出任尚书右丞；二十三日，章惇罢知枢密院事；二十七日，范纯仁被任命为同知枢密院事，成为枢密院的二把手，正式进入中央领导集体。神宗旧相中战斗力最强的两个—蔡确和章惇都被赶出了中央，力量大为削弱。司马光、吕公著的提升，范纯仁、吕大防的入阁，再加上二月底新成立的“详定役法局”中的韩维、孙永两位，主张改革王安石—神宗弊政的力量得到了空前加强，中央的新旧力量对比出现了明显的转折。当然，台谏官显然并不满足于此，他们乘胜追击，穷追猛打，向仍然在位的次相韩缜等人发起了密集攻击。到了四月初二，韩缜也下台了。
司马光的宰相任命仪式非常特别—太皇太后直接派人把告身和敕书送到了司马府上，拜相于私邸之中，这在宋朝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司马光的身体状况，自元丰五年（1082）正月中风以来，就一直在走下坡路。元丰八年三月，神宗突然驾崩之后，他接受太皇太后的嘱托，重返政坛，出任副宰相，夙兴夜寐，日夜操劳，一直支撑到元祐元年正月二十，终于病倒，“以疾谒告”；二月下旬，病情略有好转，胃口也比之前好些，只是身体虚弱，容易疲乏，足部肿胀生疮，步履艰难，只能拄着拐杖在房间里走几步，无法正常出席朝会活动，只好在病榻之上通过书信参与国事的讨论与筹谋。☾1☽闰二月初二，是司马光病休的第四十二天。任命发布的当天，太皇太后派礼宾司的官员先行前往司马府上通报，请司马光出来接受任命。让太皇太后没有想到的是，这样简单的礼仪，司马光病弱的身躯竟也无法完成。司马光上表请辞。六日，太皇太后派出更高级别的礼宾官将任命文书送到了司马府上。司马光深感不安，第三次上表恳辞。第二天，太皇太后又派亲信宦官携带亲笔书信前往，敦促就职。☾2☽最终，司马光只得含泪接受。
一直到五月十二日，司马光才在儿子司马康的扶持之下，出席了延和殿的帘前办公会。此后，经太皇太后特许，每三天一次，司马光乘轿到宰相府集合中央领导集体议事，开始正式主持朝政。☾3☽
对于礼仪秩序的尊重是司马光生命的底色，纵然事急从权，然而，不能行礼如仪，还是让司马光感到万分不安。对于有些人来说，制度只是用来约束别人的把戏—他们服从制度，只是因为暂居人下；一旦大权在握，便会恣意妄为，把制度踩在脚下。司马光则不然，他对秩序的尊重是发自内心的。按照宋朝制度，告假百日停发俸禄。到了四月，司马光告假满一百天，随即停止领取俸禄。司马光虽然名义上在休病假，可是他哪有一天停止工作？太皇太后听说，无限感慨，亲自下旨，指示有关部门“宰臣司马光特旨给假养病，俸禄正常发放”，并且特地让人把这份文件抄录了一份送到司马光家里，以慰其心。太皇太后的好意，司马光只愿心领，他对太皇太后说，“百日停俸，著在旧章”，他身为首相，“当表率百僚，岂敢废格不行？”☾4☽这就是司马光，这才是司马光，在道德上，他是真正的凛凛松柏，寒温不能改其节！
太皇太后之所以坚持要把权力交给一个病榻之上的老人，是因为这老人是她本人和万千官员百姓心中的“司马相公”。司马光的个体生命，已经和政策调整，甚至大宋安危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他的健康成了政治风向标。追随者担心，“万一事有不幸，司马光撑不下去了，那么，太皇太后陛下的仁政便难以为继，老百姓的疾苦便无法解除，陛下所提拔的善人君子也将遭人陷害！”☾5☽反对派庆幸司马光年老病重，“望望然幸光之死”，☾6☽期待他早日去逝，政策调整赶紧结束。
一个国家的命运竟然维系在一个病弱的老人身上，恐怕很难说是幸运。这份沉重，又岂是司马光承受得起的？！一人身死不足惜，国运兴衰岂可忽？！在得知太皇太后欲任命自己为首相的第一时间，司马光向太皇太后建议，请老臣文彦博（1006～1097）回朝来稳定局面。文彦博八十一岁，健康状况良好。司马光所看重的，除了他丰富的政治经验，更重要的是其平衡能力。“自古为人臣者，或得于君而失于民，或得于民而失于君”，很难做到两全。比如司马光自己，在神宗朝便是“得于民而失于君”，只能赋闲养志。而文彦博却能做到“上得于君，下得于民”，“君赖之如股肱，民依之如父母”。☾7☽有文彦博坐镇护航，吕公著与范纯仁掌舵，那么，即便司马光离世，大宋这艘大船也应当可以顺利地走过路线调整的险滩！这封札子关系重大，司马光亲笔书写，甚至对司马康都没有透露，司马光请求太皇太后：“如果能接受我的请求，请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是我的建议。如果我的首相任命已经进入程序，难以无故换人，那么，我可以公开上表保举文彦博，然后陛下只要把我的上表批示下发即可。”☾8☽这个建议，太皇太后并未接纳。没有谁可以取代司马光！
“若作和羹”
商王武丁是著名的贤君，他的王后是女将军妇好，他的宰相傅说则是贤相的代表。傅说做宰相的基本原则，来自武丁的教诲。武丁说，做宰相，“若作酒醴，尔惟曲糵。若作和羮，尔惟盐梅”。☾9☽这也是司马光所信奉的为相之道，他对武丁的话做了进一步的解释：“酿酒需要酒曲和酒米，曲子过多会太苦，酒米过多会太甜。制作和羹需要用盐、梅调味，盐放多了会太咸，梅子放多了会太酸。调和适宜，最为难得。好宰相为政，无论大事小事，都要努力在宽松与紧张之间寻找平衡，做到平和允恰，让方方面面都合适，这才是好。”☾10☽酒曲与酒米、盐与梅这些不同的东西以合适的比例混合在一起，才能酿出美酒、熬成和羹；朝堂之上多元共存，异论相搅，和衷共济，才能产生美好的政治。这其实就是儒家的“中庸之道”。
眼下宋朝的政坛风气已经远远地背离中庸之道。重返开封之前，司马光就明白，这朝廷早已不是教育他成长、锻炼他成熟的那个朝廷；如今九个月过去，现实更让他深刻地领教了过去十八年给大宋政坛带来的改变。
第一个给司马光当头棒喝的，正是蔡京。司马光要改雇役为差役，蔡京竟然就能够在五天之内给他想要的结果。当时，司马光还口头表扬过蔡京。可是后来揭露出来的事实却证明蔡京在中间玩了多少猫腻！范纯仁说的是对的，“如今这些官员执行起上级命令来，根本就不理会老百姓的利害疾苦，他们甚至会公开扬言‘我只知道执行命令，哪里管得了其他！’”☾11☽只要上级满意，这就是他们的原则—这“原则”实在是太可怕了。像蔡京这样的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很多。成都府路的绵、汉两州从来都没有过“乡户衙前”这个役种，可是，成都府路的转运判官蔡朦在接到中央役法改革命令之后的两个月内，竟然就“创造性地”把“乡户衙前”役种在绵、汉两州摊派开来。☾12☽上面要差役，我就给你差役。多么有效率啊！
中央的“役法改革诏”中明明写着，“若有妨碍，即具利害擘画”，允许地方官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提出适合本地的实施细则。既然绵、汉两州本来就没有过衙前摊派，那么就直接上报中央不好吗？蔡朦为什么不报？作为一名在王安石时代成长起来的官员，他已经习惯了不折不扣、甚至变本加厉地完成“上面”交下来的任务；而他对中央政策的理解也很简单—司马光上来了，就是要反对王安石。至于中央文件里说的什么“因地制宜”，在蔡朦看来，都不过是套路而已！
每个人所能看见的，都是他心里的世界。像蔡京、蔡朦这样的人，不可能明白，司马光想要的，不是跟王安石对着干，而是要改掉王安石政策的弊端，让新政策更加符合国家与百姓双赢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