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之变（1063～1086） 精彩片段：
第五部 黄叶在烈风中，1085～1086
35、政治中的政策
章惇“说底却是”
那么，关于司马光的役法改革方案，章惇到底说了些什么？
章惇首先指出司马光两份役法札子存在前后矛盾之处，二月三日札子认为上户（乡村上等人户）是免役法的受害者，二月十七日札子则说上户是免役法的受益者，“十几天之内，两上札子，而所言上户利害正好相反，如此自相矛盾，究竟是为了什么？”章惇自问自答，“司马光是至诚之人……必定是对役法的调查研究不到位，大概一说吧！”诸如此类的错误，在传统时代的士大夫笔下并非罕见，同一事物从不同视角关照，可以有相反的判断，是非跟随笔意，只求文气相合，不做严谨的概念界定和性质分析。只要不是大是大非，写的人姑妄写之，读的人姑妄读之，彼此心照，两不追究，本无大碍。可是，经过章惇如此严格的比对分析，司马光作为役法改革设计者的严肃性顿时便大打折扣了，“以此类推，司马光设计变法的方式方法，恐怕是不能尽善尽美的了”。
在司马光的想象中，役法改革很简单，直接回到熙宁元年（1068）以前便好，“各色役种所需人数，一概依照熙宁元年以前旧制办理……着刑部检查熙宁元年所施行的差役条例，雕版印刷，下发诸州，照此办理”。章惇则毫不留情地指出，这种说法“全然不可施行”。别的不说，单说役人数量，“熙宁元年的数额是过于庞大的，后来屡经裁剪，已经减掉了三分之一，如今怎么可以完全按照熙宁元年的旧额办理呢？！”而且，役是政府所需的服务，“如今的政务，与熙宁元年以前相比，不知发生了多少改变，今日之政务非昨日之政务，怎么可以按照熙宁元年的条例施行呢？！”过去是回不去的！
过去之所以回不去，是因为部分是整体的部分，部分的调整不可能单独实现。章惇说：“我揣度司马光的想法，肯定是以为役法就是役法，无关其他，既然要回到差役法，那么只需要把当时条例施行起来就可以了。殊不知，役法一事，牵涉上上下下各个有关部门，各级各类的各种制度条例，哪里是单单施行一个差役条例就可以搞定的？”在章惇看来，司马光的建议，处处流露出对于实际政务运作的无知与傲慢。司马光说：“当初差役法的最大弊端是富户因‘衙前’役破产。可是后来‘衙前’役中最害民的部分，比如：负责官府公务接待的厨酒库、茶酒司，已经改派军人管理；押送上京纲运物资，已经改为招募卸任官员或者武官、军人押送；粗重、零星物资的押运，也改由军人来管。因此，差役旧法中的‘衙前’重役实际上已经消失。”改革“衙前”役、纾解富户重压，曾经是当初王安石改差为雇、实行免役法的最大动力。按照司马光的说法，“衙前”重役已经消失，免役法也就失去了推行基础。那么，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章惇冷笑着提醒太皇太后，司马光所说的这些现象都是事实，但是，司马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不知道的是“管理官府公务接待的军人需要按月发放钱粮，应召押送上京纲运的官员、武官以及他们的随从，还有军人，都需要路费。这些钱哪里来呢？统统来自免役钱！”—司马光所说的“衙前”重役的替代措施，其实是免役法的一部分，要靠免役法提供资金支持。“如果改行差役，那就没钱可用了，还拿什么去差派军人、招募官员呢？”
章惇并不认为免役法没有问题，但是，他反对司马光对于免役法缺乏依据的指责。比如仓场钱物的管理、押运，差役法按照户籍摊派，能够摊到此类劳役的都是有田产的乡村上户；免役法改为收钱雇役，雇来的多半是“城里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城里人”设置专属户籍的时代，“城里人”被登记为“坊郭户”。“坊郭户”的特点是住在城市之中，靠经营工商业、出卖技艺和劳力为生—他们多半没有田产，是所谓“浮浪之人”。传统中国是农业文明，重农抑商，一贯对“浮浪之人”怀有偏见，视之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认为他们“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1☽司马光认为，免役法雇佣“四方浮浪之人”充役，造成了官仓钱物的更大损失。章惇指出，司马光的说法缺乏事实依据，差役、雇役与官仓钱物损失之间的关系，尚有待查证。章惇建议，每路选取一个州，调取该州差役法施行最后三年和免役法施行前三年的数据，进行比对研究，数据应当包括侵占、盗窃官物的人数、社会背景和罪行轻重情况；比对之后，再做结论。即便是今天看来，这个方法也是相当“科学”的，章惇真不愧是行政专家。
作为经验老道的行政专家，章惇对于官僚群体的脾性了如指掌。经司马光建议的“役法改革诏”中有这样一条：“各县在施行过程中，倘若发现问题，限于诏书下达五日之内，将情况上报本州；本州汇聚整理下属各县的报告，限于诏书下达一月之内，将情况上报转运司；转运司汇聚整理下属各州的报告，限于诏书下达一季之内，将情况上报到中央。”这一条本来是“役法改革诏”预留的改善后门。章惇却一针见血地指出，此条全无诚意，“乃是空文”：第一，五日限期太短了，各县根本没时间认真考察差役法的实施给本县可能带来的问题。第二，五日之限已经透露出急如星火的意思，转运司和州看到这一条，必然会认定朝廷的意图就是迅速推行，根本不想让人说三道四。第三，为了配合中央，他们一定会立定期限，逼迫敦促各县立即推行差役法。“望风承旨，只求让上边满意，以速为能，哪肯还让底下人再提意见？！”
司马光历数了免役法的诸多弊端，章惇只承认其中的两条：第一，在差役法之下，乡村下户（贫困人口）并不承担“衙前”等重役，受害不多；而在免役法之下，他们也要交纳“助役钱”。穷人不缺力气和时间，缺的是钱，免役法的确损害了这一部分人的利益。第二，钱这个东西是官府铸造的，庄稼地里不长铜钱，老百姓必须把粮食卖了，才能换成钱来满足官府的需要。官府逼着收钱，老百姓急着售粮，粮食就越发的不值钱，这一点对所有老百姓都构成了伤害。这两条，章惇认为，的确击中了免役法的要害。但是，章惇辩解说，这两条并非免役法自身所固有的属性，而是因为当时推行免役法令的人，一心想要出政绩，一味地贪多图快，这才导致“新法推行之后，差役法的旧害虽然尽数除去，免役法的新害却又悄然滋生”。
制度改革，最怕的就是“急就章”，想法再好，推得太猛，也难以稳当。王安石变法，“以雇代差，推得太快，才导致了今天这些弊端。如今以差代雇，必须详议熟讲，才有可能成功”。☾2☽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详议熟讲”呢？章惇也给出了解决方案：
首先要调动地方官员的积极性，让他们结合本地实际，讲求役法利弊，思考设计适合本地情况的具体役法。第二，先拿出京东、京西两个路来搞试点。由朝廷选拔公正强明、通达政事的官员充当役法改革专使，给与充分的信任和权力，让他们到地方上去，与路级主管官员一起，逐州逐县实地走访调查，究竟什么样的人户愿意出钱免役，什么样的人户愿意亲身服役；什么样的役种适合差派，什么样的役种适合雇佣；什么样的人户虽然不情愿但还是出得起役钱；有哪些役种繁重难耐，应当酌减；有哪些役种优厚清闲，可以适当增加。上述情况，“州州县县不同”，必须逐一调查，才能制定出适合本地情况的役法改革方案。役法改革专使的工作，就是聚合一路地方官员的智慧，拿出各州各县的具体方案来，然后再报中央批准，下诏施行。第三，逐步推向全国。京东、京西两路搞完之后，经验出来，人才也训练出来了。以这些经验和人才为基础，就可以向其他各路逐渐推广了。
以上就是章惇《驳司马光论役法札子》☾3☽的主要内容，观点明确，逻辑清晰，能破能立，反驳有理有据，建议实际可行。毫不夸张地说，这篇札子体现了王安石时代所培养出来的官僚的最高行政水准。
一百多年以后，朱熹给学生讲本朝史，讲到了这一节，他说：“章惇和司马光争论役法，章惇悖慢无礼，诸公争相攻击他。然而，我看章惇‘说底却是’。司马光的说法，自己前后无法照应的，被他一一捉住病痛，敲点出来。诸公想要维护司马光，所以排挤他出去。再说，章惇又是个不好的人，所以人们都乐于看他被赶出去。”☾4☽
政策分歧让位于“政治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