彗星年代·1918，世界重启时 精彩片段：
后记
感谢上帝，人们无法一帧一帧地拍摄回忆……不，老实说：即使我面前什么都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笔记、信件、通行证、家庭照片、情书，一切都在我颠沛流离的一生中保存得好好的，犹如存放在船舱深处的贝壳里——即便如此，我也不会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使用它们……是的，我喜欢某种介于明暗之间的东西。请不要把它误认为是模糊和褪色。
——乔治·格罗茨，《小是大非》，1946年☾1☽
本书第六章以鲁道夫·赫斯对他1923年谋杀罪行的回顾告终。不过这已是1918年世界重启的尽头？在1918年闪亮登场的彗星年代，到此便已画下句号？它成为一个特定的历史年代了吗？1923年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吗？无论如何，最近有些历史学家——如罗伯特·格瓦特（Robert Gerwarth），本书文献参考中有其作品——便赞成将1917年至1923年划为一个时期。它始自俄罗斯革命，终于1923年——这一年，许多国家结束了战后的危机和骚乱，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稳定。
乍看之下，一个像鲁道夫·赫斯这样的人并不符合本书开篇所描述的走钢丝人的形象。然而，他也同样受一种激情撺掇，在万劫不复的深渊上方大胆游走：让赫斯不可自拔的，是极权主义早期的魅惑，以及他作为士兵首次获得的杀人体验。从他的行为中可看出虚假的和平如何发展为独裁和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只牺牲了超过3倍的人，其间对平民百姓所施行的有组织的计划性屠戮，其规模和形式都是一战未曾有过的。
然而，如果单单从1939年和平梦碎的角度来思考彗星年代，这会是错误的。1918年所生发出的美好愿景仍对其后数十年乃至更遥远的将来产生影响：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所为之奋斗的魏玛共和国，即使在德国为纳粹运动彻底破坏，它的遗产对战后的联邦德国仍具有重要意义——哪怕是作为和它划清界限的负面教材；国际联盟无力阻止国际纠纷升级为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但当今世界的政治依然有其烙印，因为联合国在许多方面都继承自它；美国黑人士兵在一战后落空的解放希望，在20世纪下半叶则赢得了决定性的成果；一些在1919年没能有机会实现独立的国家，如伊朗、印度或越南，最终还是得偿所愿。就连之后的生活方式也深受一战的影响深远，尤其是像阿尔玛·马勒所实践的自由恋爱和性解放，以及路易丝·韦斯所支持的新时代女性，都一定程度上使得女性得到和男性平起平坐、享有同等的权利。
至少，这会是1918年给我们的安慰。100年过去了，我们仍旧生活在不安的现实中。自1989年以来，整个世界一遍又一遍地经历希望和危机，光明和黑暗的未来版本并行不悖。也有许多次，重新洗牌的现实改革宣告失败，毁灭性的危险力量——专制政府、民粹运动、恐怖主义、新的战争和越来越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显得就要夺取整个世界；但就像1918年那瞬间的璀璨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它不是命中注定的，更不是无可避免的。因为说到底，在历史和人生里，一切都总是处在变动中。每一个状态、每一个处境都是暂时的，如同在克利的画中，彗星追着自己的尾巴绕圈。
“彗星年代”的挑战之一，是回答这一问题，即历史学家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运用主观性，包括时代见证者和他自身，后者不可避免地会和每一种对过去的讲述产生混淆。我有意把焦点拉回到本书主人公的个人表述上，有些甚至先于史实——正如后记开头所引用的乔治·格罗茨的话：“感谢上帝，人们无法一帧一帧地拍摄回忆。”在像马琳娜·于洛娃或乔治·格罗茨这样回忆被文学化、充满事后戏剧性的人物身上，我便是这么做的。同样，还包括胡志明部分作者不明的文本，或者像威廉皇储、索格门·特赫里瑞安和鲁道夫·赫斯的叙述，他们出于自我辩护的原因，总是单方面地阐述事实或有意识地加以扭曲。为了叙事的密度，让那些矛盾的人物在他们温和的自我表述下表现得过于正面，这所付出的代价是否太大，请读者自行判断——同样留给读者的，还有这一问题，即他是否给予作者小小的发挥空间，在逐字转录材料上已有的句子时释放他的想象力。本书绝不能被视为对历史事实的客观叙述，它应该作为证言的拼贴来阅读，看看形形色色的活跃人士如何经历、回忆、呈现、诠释，完全从他们个人的角度描述1918年前后的事。
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列出本书所依据的文献非常重要，如此读者可以追溯出处，并与传授确凿历史知识的学术研究作对比。我还想通过文献索引来表达我对一些引证丰富的作品的感谢——如雷金纳德·伊萨克（Reginald Isaac）关于瓦尔特·格罗皮乌斯的专著，弗朗西斯·J. 科斯特洛（Francis J. Costello）关于特伦斯·麦克史威尼的传记，或努里亚·舍恩伯格（Nuria Schönberg）对她父亲“个人遭遇”的搜集，他们在历史人物及其浩瀚的一手材料上都给予我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