彗星年代·1918，世界重启时 精彩片段：
第六章 复归结束
我们对德国感到厌倦。改革的过程如同一次肉体折磨……我们总是陷在爆炸的闪光里，我们所处之地总是烈火焚身……而且，还夹在新旧两种秩序之间左右为难……于是我们拥有了可怕的力量，躁动、没有归属且身受诅咒，凭借作恶的意志不断壮大。
——恩斯特·冯·萨洛蒙，《亡命之徒》，1930年☾1☽
1920年1月26日14点30分左右，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踏出了柏林莫阿比特区法院一号法庭，那里正公开审理他控告卡尔·赫尔弗里奇诽谤一案。埃茨贝格尔坐进自己专车的后座，这时，一个年轻人猛地跳上车门踏板，近距离朝这位财政部长开了两枪。一颗子弹打中埃茨贝格尔的肩膀，另一颗则为他的表链所阻挡。一旁受到惊吓的人们很快反应过来，他们把凶手打倒在地，并牢牢捉住了他。大失血的埃茨贝格尔被送往医院。他挺了过来，但精神上的创伤挥之不去：这样的袭击防不胜防，自己完全无能为力。
1920年3月12日，埃茨贝格尔诉赫尔弗里奇的案子宣判结果。赫尔弗里奇因恶意诽谤被判罚300金马克。但真正的败诉者是埃茨贝格尔，因为法院认定，赫尔弗里奇对财政部长的攻击绝大部分都属实。于是在别人眼里，现在埃茨贝格尔真成了一个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及身边人谋取好处的卑鄙政客。埃茨贝格尔决定暂时离开岗位一段时间，直到新的审判程序启动，重新审核赫尔弗里奇对他的非议。右翼媒体为此大肆庆祝。即便连凯绥·珂勒惠支都相信了，“埃茨贝格尔看来原形毕露了，他就是一个投机倒把的家伙。”
从1919年夏天到1920年年初，我们离开了特勒尔奇所说的“停战后的梦乡”，离开了炽热的彗核，那里的高温促生了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随即便燃烧殆尽。在许多日记、信件和回忆录里，人们的情绪在凡尔赛和约签订后发生了变化。生活逐渐恢复秩序。但在有些国家，战争的结束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动，人们的生活陷入了混乱，甚至是危险的境地。苦日子看来永无尽头。
现在，前景愈发黑暗——一个毁灭一切、充满仇恨的世界，正通过不断涌现的暴力成为现实。两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各据一端，以对方的灭绝互相要挟。接下来要到来的，是极端的年代。
“一场彻底变革——死人……喧哗和恐惧。”1920年3月，阿尔玛·马勒去魏玛拜访仍是她丈夫的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她在大象旅馆下榻，在3月13号那天，她从旅馆窗户看到让人不安的一幕：“我眼前的市集广场，黄昏时响起了巨大的骚动。工人们朝卡普政变那些戴钉盔的年轻士兵啐唾沫，后者动也不动。人们还咆哮起来。”在德国国民议会所在的魏玛，阿尔玛可以近距离关注卡普政变的进展，它试图推翻新生的德意志共和国。除了魏玛，自由军团也控制了柏林。埃尔哈特海军旅☾2☽开进首都，许多士兵在头盔上画了白色的万字标记。以艾伯特为首的魏玛政府决定撤出柏林，同时号召工人举行大罢工。作为此次政变的领导人之一，地方长官沃尔夫冈·卡普（Wolfgang Kapp）被他的同党推选为新的总理。
从大象旅馆的窗户里，阿尔玛·马勒还看到一位政府代表试图在右翼的卡普党人和左翼的反对示威者之间居中斡旋，但没能成功。夜色瞬间笼罩城市，“一点光亮也没有。黑暗中的群众比白天时更叫人害怕。不时有人擦亮火柴点烟。害怕被抢劫的恐惧堵在我们的喉咙里。我们几乎不敢大声说话。”
显然，这一时期的人们不只是在大街上表达他们的想法。在包豪斯任教的俄罗斯艺术家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对阿尔玛·马勒口出秽言，只因她爱上了犹太人弗兰茨·韦尔弗。康定斯基和他的妻子“用‘犹太人的奴仆’和其他类似的词语称呼我”。如此矛盾的事，偏偏就发生在她身上：一方面，阿尔玛和瓦尔特·格罗皮乌斯一样，从未掩饰自己对犹太人的厌恶，但另一方面，她不只与许多犹太人交好，还先后嫁给了两个犹太人——古斯塔夫·马勒和弗兰茨·韦尔弗。
这次德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在第二天就展现了它的影响。对此，阿尔玛回忆道：“下水道没人清理，大街上弥漫着可怕的味道。人们必须去远处打水。但最可怕的，是工人们不让掩埋死人。尸体被随便扔在坟地上，大学生夜里偷偷摸去，却被在那里看守、人数上占优势的工人赶走。尸体就这么暴露在空气里好几天。今天，是战斗中所牺牲的工人的葬礼。送殡队伍从我窗前经过，他们举着一眼望不到头的标语：罗莎·卢森堡万岁！李卜克内西万岁！包豪斯学校的人都来了，瓦尔特·格罗皮乌斯还看见好几位政府部长也在队伍中，他为他之前让我不要参加感到抱歉。我倒只希望他自己不要过多卷入政治。被打死的军官被胡乱掩埋，如同得了疥癣的癞皮狗。他们不过是有薪酬的奴隶罢了。是的，世界充满‘正义’。”5天后，沃尔夫冈·卡普就逃到瑞典去了，政变以失败告终。它不仅没有民意基础，更重要的是，它没有得到国家机器的支持。不过，德国的这个3月表明，对革命抱有幻想的不只是左翼。革命所拥有的能量，它振奋人心的影响，精心组织运动所展现的威力，以及它对群众的动员和颠覆一切的意愿——所有这些因素都存在于政治光谱的两端，一如双方都相信，为了消灭对手可以使用无情的暴力。至少，魏玛共和国又挺过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但这不是它的最后一次。
凯绥·珂勒惠支在柏林见证了卡普政变：“反革命现在开始行动了。今天早上举着黑白旗帜的保皇党军队从德贝里茨开来。政府出逃，公共建筑被占领，《前进报》和《自由报》被封禁。街上人们一群一群地聚集着，每个人都像被罚站似的。现在接下来会怎样？又是3月，这个令人不安的月份！”女艺术家生活在对新的“兄弟阋墙”的恐惧中。“当我听说这次事变时，我的胸中就像灌了铅似的，异常沉重。”
几天后，她和一位年轻的朋友海伦娜聊天。珂勒惠支很少能如此透彻、如此坦诚地与比她年轻的人谈起他们共同生活里的种种断裂。海伦娜不是那种在德国爆发战争和革命时会满腔热血的年轻人。她为自己在乱世没有丈夫和孩子感到遗憾，并以一种宿命论的态度看待这个世界，只想随波逐流，也许去旅行，最终成为时代的附庸。“这一代的女孩很少像她那样令我感到触动。”珂勒惠支在日记里写道。“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路，穿过眼前这个复杂变形的世界。”作为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她的生活和别人没什么不同，但至少，她在心里想，她拥有对一个更好生活的回忆。战争让凯绥变成一位和平主义者，革命的爆发让她燃起了对一个实行共和体制、更人道、更公平的社会主义德国的希望。然而现在这些都破灭了，留下的只有对过去的无限追思。
对前皇储来说，卡普政变摧毁了他很快就能回国的希望。1920年初，德国的政治局势似乎已有所缓和，本来可以容纳他成为这个国家里的一个普通公民。但政变让这一梦想落了空。威廉非常失望，尽管他可以从更好的角度来理解这件事：对德国的右翼人士来说，他仍然是一个有其象征意义的人物。否则如何解释卡普政变背后的主事人在政变爆发前便联系了他？他们想看看他是否有意在政变成功后，作为复辟的君主登基。威廉曾经和这些意图发动政变的人一样，相信共和体制并不适合德国。他曾认为必须要有一个凌驾政党纷争、作为稳定性代表的中心人物，比如国王或者皇帝。他也曾认为，若要赋予君主制国家全新的政治面貌和合法性，他比他的父亲更合适。然而，战争和革命的经历也让他认识到，一种新的君主制不能在违背人民意愿的情况下强行成立。因此他给对方做出清楚的答复，他或许私下里还认为，他们谋划的事不会真的发生。
协约国和威廉的东道主荷兰并没有低估这位前皇储自身所代表的政治风险。他返回德国的希望被看作一种具体的威胁；外面关于他计划出逃的谣言满天飞，无论是乘船、坐潜艇还是搭飞机的版本都有。当卡普政变的消息在欧洲范围传开时，韦林根岛岸边甚至来了一艘鱼雷艇驻扎。在政变期间，船上的士兵还真的炮轰了一架接近岛上的飞机。但最后发现这是一架惨遭“自己人误击”的荷兰飞机。这次回国希望的破灭，被皇储看作“我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次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