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意志的样式 精彩片段：
I
“自省”：反思齐奥兰
不断变换同样站不住脚的观点，总是在同一层面上寻求由来，究竟所为何来？
塞缪尔·贝克特
每刻都可能会出现绝对的虚无；虚无的可能性。
约翰·凯奇
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智性、艺术或道德活动都为历史化这一意识掠夺性地占有。任何叙述或行为都可以被视为必然短暂的“发展”，抑或，在更低层面上，被贬为纯粹的“时尚”。今天，在人类思想中，这种对自身成就的看法几乎是一种第二天性，而它极大地损害了这些成就所具有的价值和所体现的真理。一百多年来，历史化观点一直占据着我们理解一切事物的中心。也许它一度不过是意识的边缘抽搐，现在却变成一种巨大而无从控制的姿态——一种让人类得以不断保护自己的姿态。
我们将事物置于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时间连续体中来理解。存在不过是在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一剧烈变动的流动中意义并不稳定的实现。但是，即使在最具意义的事件中，也带有其过时的形式。因此，单部作品最终要融入一批作品中去；生活细节构成整个生活史的一部分；个人的生活史离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历史会显得难以理解；而社会生活就是“之前情况”的总和。意义淹没在生成的潮流中：即毫无目的、连篇累牍的出现和废弃的循环运动。人的生成就是耗尽其可能性的历程。
不过，历史化观点同样有害，并不比历史意识这一恶魔高明。遗憾的是，如今人类正置身其中的持续耗尽可能性的状况（这种状况被思考和历史本身所揭露和质疑）看来不只是一种思想“态度”，没有办法通过改变思考的重点来废止。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西方最好的智性和创造性思考在整个人类生活期中似乎无可辩驳是最具活力、最深入、最敏锐、最有趣和最真实的。然而，同样无可辩驳的是，所有这些天才思考的结果是我们意识到自己立于思想的废墟中，濒于历史和人类自身毁灭的边缘。（我思故我在因而盛行。）最明智的思想家和艺术家日益成为这些生成中的废墟的早熟的考古学家，或义愤或坚忍的挫折诊断专家，或高深莫测的编导，在恒久的天启时代，主导着个体生存必须的复杂精神活动。追寻新的共同愿景的时代可能业已结束：如今，无论是最乐观的和最沮丧的，最愚蠢的和最睿智的，都已有定论。但个体对精神引导的需求却前所未有地迫切。各自逃生。
历史意识的兴起，当然是和19世纪早期，神圣庄严的哲学体系构建之崩溃相关联的。自希腊以来，哲学（无论是融合在宗教中还是被视为一种现世的智慧）大致上一直是一种集体或超个人的认识。哲学宣称在不同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层面上对“是什么”（what is）予以阐释，实际上却在秩序、和谐、明晰、智性和一致这些理念的庇护下，间接地暗示了未来“应该如何”（ought to be）的标准。但决定这些集体的非个人认识留存的哲学陈述，其表达方式可以有多种多样的阐释和运用，因此意料之外的事件构不成对它们的挑战。神话运用极为复杂的叙述模式来解释事物的变化和概念的矛盾，但哲学没有采用神话的这种便利，而是大力发展出一种新的修辞样式：抽象化。哲学的权威便一直基于这一抽象、非时间性的话语之上——其自称可以描述支撑多变世界的非具体“普遍性”或固定形式。更普遍的是，客观的可能性，也就是传统哲学提出的对存在和人类知识的形式化认识，依赖于永恒结构和人类经验的变化之间的特殊关系，在此关系中“自然”是支配一切的主题，变化则是隐性的。但是，在法国大革命中，“历史”终于赶超“自然”，获得领先，也正是在这时，上述关系被——永久地？——颠覆了。
从历史取代自然成为人类经验的决定架构之时，人便开始历史性地思考其经验，而传统的非历史性哲学范畴则变得日渐空洞。黑格尔是惟一直面这一可怕挑战的思想家。他相信通过将哲学实事求是、不偏不倚地作为哲学史来呈现，自己能够在这种人类意识的激进改变中拯救哲学事业。然而，由于包含着历史性观点，黑格尔无法避免地将其体系陈述为真理——也就是超越历史。只要黑格尔的体系是真理，那么它便终结了哲学。只有最后一个哲学体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由此，“永恒”再次被重建，历史也（将）终结。但历史并未停止发展，时间就见证了黑格尔哲学作为一个体系的崩溃，虽然在方法论上它还依然存在。（作为方法论，黑格尔哲学存在于所有人类科学中，是巩固历史意识最大的智性推动力。）
在黑格尔的努力之后，这种对永恒的探求——一度如此迷人和无可避免的意识姿态——作为哲学思考的根基，如今只剩下其悲怆幼稚的一面暴露在外。哲学堕落成为思想中过时的白日梦，褊狭的精神认识，就像是人类天真的童年时代。不管哲学陈述与所陈述之论点的融合程度有多紧密，似乎都无法驱除对于构成这些陈述的术语“价值”的完全置疑，也无法恢复对于哲学陈述的语言媒介的信心（这种信心早已遭受重大损伤）。日益世俗化，也更为有力和有效的人类意志倾向于控制、操纵和改变“自然”，这种新的浪潮令哲学迷惑，而哲学对具体的伦理、政治事务的介入又远远落后于人类愿景的急速历史变化（这些变化也包括储存在印刷出版的书籍和文献中的、具体经验知识的累计），因而哲学的主导话语显得过于武断，又或者显得缺乏深度和意义。
由于这一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变化所带来的消耗，哲学传统上的“抽象”过程不再具有意义；它们已不再被智者的经验所验证。无论是作为对存在（现实、世界、宇宙）的描述，还是在另一标志着哲学事业首次重大缩减的概念（存在、现实、世界和宇宙都被视为精神“之外”的事物）中仅仅作为对精神的描述，哲学都未能激起人们的信心，没人相信它能实现其传统的抱负：为理解任何事物提供形式模型。至少，人们觉得话语的进一步缩减和重置是必要的。
19世纪哲学体系崩溃的反响之一是意识形态的兴起——这些活跃的反哲学思想体系，以各种“实证的”或描述的科学形式出现。孔德、马克思、弗洛伊德以及人类学、社会学和语言学领域中的开拓者直接进入了思想领域。
另一反响是一种新的哲学化：个人化（甚至是自传性的）的、警句格言式的、抒情性的、反体系化的。主要的典范包括克尔恺郭尔、尼采和维特根斯坦。齐奥兰（Cioran）是这一传统在当今最出色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