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意志的样式_II 伯格曼的《假面》

II

伯格曼的《假面》

人们常常会不假思索地将伯格曼的电影奉为经典。从1960年开始，新的电影叙事风格破茧而出，并借由其中最著名的（如果不是最出色的）《去年在马里安巴》而声名远播。观众不断地接触到叙事简略、内容复杂的电影。近几年来，随着雷奈（Resnais）在《穆里爱》中进一步发挥了想像力，一批更为复杂、更为成熟的电影得以问世。尽管此类电影数量颇丰，但其中却没有一部被影迷认为能在原创性和成功度上超越《假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假面》在纽约、伦敦和巴黎公映后所受的关注远远没有达到它应得的程度。

可以肯定的是，《假面》在影评界所受的部分冷遇更多的是指向电影的内容，而不是电影本身。通过《假面》，我们看到了一项汇聚天才的、永不停息的、不断创新的事业；我们看到了一部精巧流畅，展示纯粹美感，却也（似乎）有些过于自我膨胀的作品；我们也看到了一种饱含创造力、不避情色又带有夸张的品位，这种品位看起来有些自命不凡，却足以让格调低下的知识分子汗颜。由于意大利导演费里尼（Fellini）的巨大成功，苛求的影迷即使不再期待一部堪与其作品媲美的伟大电影问世，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然而，《假面》却令人欣慰地改变了影迷对导演不再抱有更大希望的先入为主的态度。

《假面》受到冷遇的另一个原因是观众在感情上无法接受。《假面》用一种几乎是侮辱性的控诉口吻诉说了人类个体的苦痛。伯格曼近期的其他电影都是如此，尤其是他之前最成功的作品《沉默》，而《假面》也借鉴了《沉默》的主题与演员框架（这两部电影的主角都是两位既身陷激情却又倍感苦恼的女性，而且其中一位有个年幼却失宠的儿子。两部电影的主题都是性丑闻，都突出了暴力与无助、理智与疯狂、话语与沉默、睿智与愚蠢的对立）。但伯格曼的新作还是相对于《沉默》有所进步，并且在调动感情和处理微妙细节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现阶段，感情的控制力度和细节的微妙程度是衡量那些非常“难以理解”的电影的尺度。《假面》必然会让影迷感到困难、迷惑、沮丧，至少会像当年的《去年在马里安巴》那样。对于《假面》，影评家不但冷漠，而且出言很谨慎，还故意淡化了这部电影令人迷惑的特质。有的人温和地说，伯格曼新作表现出了毫无必要的晦涩；有的人则说，伯格曼过分追求他一贯的苍凉风格了。言下之意，伯格曼在新的尝试中已经力有不逮，艺术已被他变成了矫揉造作。然而，该片所具有的复杂性与所取得的成功远远超过了这些满口陈词滥调的影评家的判断。

当然，可以说明《假面》难以理解的证据是随处可见的——即使我们不考虑相关的诸多论战。但是，还有什么原因使得在影评家剖析该片内容的文章中充斥着自相矛盾和明显的曲解呢？同《去年在马里安巴》相似，《假面》带有挑衅般的晦涩。总体上看，该片与雷奈的电影中那种内在、抽象、空中楼阁般的温情毫不沾边；其空间处理和布景修饰的方式是反浪漫主义的、冷酷的、平凡的，既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如此的）诊所里的冷静感，又带有现代的中产阶级情调。但这样的环境里也潜藏着秘密。演员的举止与语言注定让观众感到困惑，分不清这一切是发生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是发生在现实中还是幻想里。

对于这类已为人们所熟知的晦涩的电影，常见的分析方式是不去注意电影中光怪陆离的差异性，而将整部电影视为一个整体，也就是说，将电影的细节放到一个统一的精神主题中去考虑。但在我看来，这种分析方法其实是掩盖了影片理解中的难点。在整体结构中包含着个别元素相互间的关系，观众起初会感觉到有些情节是真实的，而有些情节是虚幻的（可能是狂想、梦境、幻觉或超自然体验）。在影片的某一段落，有些情节会显出若隐若现的联系，而在另一段落，这些联系就显得荒诞可笑了；对于同一情节，电影会给出若干看似都有道理却互不相容的解释。在回顾影片时，我们会觉得这些矛盾的联系既相互交织又浑然一体，但它们又确确实实是不可调和的。我必须指出，将《假面》视为一部以某一人物的心理活动为背景的主观性电影，与将其（当下看来如此简单）视为对《去年在马里安巴》阐扬之作——正是后者对传统叙事时间顺序的摒弃和对幻想与现实的界线的清晰刻画启发了伯格曼导演《假面》的思路——同样无济于事。

然而，将《假面》视为一部客观叙事的电影进行分析，并忽略影片中布满大量相互矛盾的视觉符号这样一个事实，也并不合理。即使由最专业的影评人来尝试，也无法在不忽略、不抵触其他关键片断、影像、步骤的前提下从《假面》中提炼出一个独立可信的故事。如果这种尝试不够专业，就很可能随波逐流给予该片一个平淡苍白的不正确评价。

按照多数人的看法，《假面》是一部叙述两个女人之间关系的室内心理剧。女主角之一是一位三十多岁的事业有成的女演员，名叫伊丽莎白·沃格勒（由丽芙·乌尔曼（Liv Ullman）饰演），她患有奇怪的精神病，主要症状是不说话和由精神紧张引起的虚弱。另一位女主角是一位二十五岁的漂亮护士艾尔玛（由碧比·安德森（Bibi Andersson）饰演）。从精神病院到海边小屋（小屋的主人是伊丽莎白的心理医生，也是艾尔玛的监护人，借给前者供其疗养），艾尔玛一直负责照顾伊丽莎白。按照影评界的共识，该片叙述的是两位女主角如何通过一个神秘的过程相互置换了身份。外表健康的艾尔玛越来越虚弱，还渐渐变得像她的病人那样糊涂多病；而被绝望（或是精神病）击倒的伊丽莎白却重新开始说话并回复了正常的生活。（我们并没有完全看清这一转换如何发生，故事在结尾处演变成了恼人的困局。但有报道说，该片在发行之前曾删掉过末尾的一个镜头，其中伊丽莎白又登台演出，明显是痊愈了。观众由此可以推断艾尔玛已变得像过去的伊丽莎白那样在绝望的折磨下说不出话了。）

在确立了《假面》半“叙事”半“寓意”的观点后，影评家们又读出了其中更深层次的意味。有人认为伊丽莎白和艾尔玛的交往显示了一种人既无法摆脱又无法控制的社会规律，从而伊丽莎白或艾尔玛个人不该对她们的行为负有完全的责任。也有人认为女演员伊丽莎白是在有意识地对艾尔玛进行摧残，而影片也寓示着艺术家积习难改的、榨取他人活力以滋灵感的邪恶欲望。☾1☽还有人急切地将对《假面》的分析提到了更普遍的层次，认为该片反映了当今社会中的人格分裂、善意与信任的必然沦落、富裕社会中人性冷漠等命题的正确性、疯狂的本质、精神病治疗方法及其局限性、美国的越南战争、西方文化遗产中的性原罪意识和纳粹对六百万犹太人的屠杀。（部分影评家还将庸俗教化主义的罪名强加在伯格曼头上，如米歇尔·古诺（Michel Cournot）几个月前就在《新观察家》上发表了类似言论。）

然而，即使仅仅把《假面》当作一个故事来看，主流的评论观点总体上也显得过于简单并颇有偏差。确实，随着影片情节的发展，艾尔玛的处境看起来越来越危险，她一步一步地被引向歇斯底里、残忍、焦虑、孩童般地依赖他人，甚至（可能）处于迷幻的境地。而另一方面，伊丽莎白也确实显得越来越坚强有力并渐渐重获活力和灵敏，尽管她的变化非常微妙，直至影片快结束时还拒绝开口说话。但是，艾尔玛与伊丽莎白各自发生了变化并不等同于影评家所谓的两者的性格与身份发生了“置换”。同样的，尽管艾尔玛渴望变成伊丽莎白并为此而痛苦，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就如大多数影评家所说的那样陷入了伊丽莎白的困境。并且，这种困境究竟指的是什么，影评家们也远远没有说清楚。

我认为，我们在分析该片时，一定要抵御添油加醋的诱惑。比如说，影片中有这样一段情节：一个戴着黑色眼镜的中年男子（由贡纳·贝宁斯特雷德（Gunnar Björnstrand）饰演）出现在艾尔玛与伊丽莎白幽居的海边小屋旁；接着他径直走向艾尔玛，不断地喊她“伊丽莎白”，尽管艾尔玛一再纠正；面无表情的伊丽莎白就在咫尺之外，而这名男子不顾艾尔玛的抗拒，试图拥抱她；突然，艾尔玛放弃了抵抗，倒在他怀中说：“我就是伊丽莎白，”并同他共赴云雨，而真正的伊丽莎白就在旁边紧盯着他们。（下一个镜头中？）我们看到两位女主角单独待在一起，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这段情节可以用来说明艾尔玛已渐渐地将自己与伊丽莎白视为一体，并反映了艾尔玛在用何种程度的行为模仿伊丽莎白（是在现实中？还是在幻想中？）。在伊丽莎白也许主动地通过禁言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不想再做演员的想法的同时，艾尔玛却被动且痛苦地被转变成那个已不复存在的演员伊丽莎白。在影片中，我们找不到任何证据来说明这段情节是真实的——像影片开始时两位女主角移居海边一样真实。☾2☽当然，我们也不能绝对肯定地说，这个事件或类似事件没有发生过。毕竟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了事件发生的过程。（电影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给予片中所有情节一种同等的真实性，而不说明真假；电影所放映的内容都不加区分地呈现在观众的眼前了。）

《假面》的晦涩难解源于伯格曼屏蔽了那些可以将事实与幻境区分开来的信号。布努埃尔在《白日美人》一片中就运用了这类信号，他试图通过一系列暗示使得观众理解自己的作品；而在伯格曼的作品中，此类暗示很少出现，这意味着伯格曼希望保持影片的神秘。观众只能不断接近而无法准确把握其影片情节的真实性。但是，对幻觉与现实做出区分有助于我们理解《假面》，所以我必须论证，围绕着海滨小屋发生的一切，很可能大部分是出自艾尔玛的幻想，尽管影评家们不这么认为。最为重要的证据来自两人移居海滨小屋后发生的一段情节：观众看见伊丽莎白走进艾尔玛的房间，站在艾尔玛身旁，突然揪起她的头发；第二天早晨，面色苍白、心事重重的艾尔玛问伊丽莎白：“昨晚你有没有来过我的房间？”伊丽莎白略显古怪、焦虑不安，摇摇头表示否认。看起来，没有理由怀疑伊丽莎白回答的真实性。从观众的角度看，既没有证据表明伊丽莎白恶意地想要让艾尔玛怀疑自己的理智，也没有证据显示伊丽莎白失去记忆或神志不清。既然如此，影片在开始阶段就给出了两点重要的信息：第一，艾尔玛产生了幻觉，并且以后可能继续发作；第二，影片中表现艾尔玛幻觉的场面会和正常的情节自然地交替，从而，即使是艾尔玛主观的想像看起来也和“真的”一样（其他一些暗示性的情节更能说明这一点，但由于描述起来很复杂，就不再赘述了）。如果这些看法都可以被接受，那么至少有关伊丽莎白丈夫的那段情节就很有可能是出自艾尔玛的幻想了。同样的，两位女性之间多情而迷离的肢体接触镜头反映的也只是艾尔玛的心理活动。

然而，将《假面》中的幻觉场面和现实场景区分开来——即将艾尔玛想像到的事物与被认为是真实存在的事物区分开来——只不过是一个次要的分析成果，并且很容易导致我们误入歧途。区分想像与现实的工作，只有作为研究《假面》中说明与叙事方法的大命题的一部分时，才有意义。正如我前面所提出的，《假面》的构建形式并不是平庸的叙事，该片也并不是简简单单地在描述伊丽莎白与艾尔玛、病人与护士、明星与少女、灵魂与面具的关系，无论这种关系是如何模糊抽象地被呈现了出来。如果把《假面》看作一个故事，最终也就意味着伯格曼的影片仅仅从单一维度的心理体验的角度加以表现。心理体验的确是存在的，但若想真正理解《假面》一片，我们还必须分析得更加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