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意志的样式_III 河内之行

III

河内之行

虽然我曾经，并且现在仍强烈地反对美国对越南的侵略，但在接受四月中不期而至的去河内的邀请时，还是非常肯定地想，这一趟回来后我不会写东西。我既不是记者，也不是政治活动家（虽然我惯于在请愿书上留名并且参加过反战游行），更不是亚洲问题专家，只是一个顽固的、术业无专攻的作家，迄今也未能通过小说或散文来表达自己演变中的激进的政治信仰，以及作为一个美帝国公民的道德存疑，我怀疑自己对这样一次行程的记述能否为已经足够响亮的反战言论添加什么新内容。而为反战言论助威是现在作为一个美国人惟一值得去写越南的理由。

也许难题始自于此。对于去北越的邀请，我脑子里没有确定任何方向和目的。如果当时我对自己此行的无所助益（对我或对别人）抱定一些清晰的认识的话，我也很可能会比较容易地把我之所见加以筛选和分类。又如果我能偶尔提醒自己我是个作家而越南是个素材的话，我也很可能把一些令我困惑难受的事情摒除掉。然而，到那里后开始的一段日子里，我似乎一直处在一种深沉的沮丧中，大部分精力都用来控制自己的郁闷心情不要突破忍受的极限。现在我回来了，既然回来总得写写北越，我不后悔当初的决定。正因为我没有给自己设定任何角色，也就无法掩盖自己的无知，免除一些个人的不快，这样才大智若愚地促成了我这一趟旅程最终的发现。

当然，拒绝给旅行预设一个职业化的目的这一最初的想法并不是导致我困惑的惟一原因。一定程度上，我的怨怼是直接且不可避免的，是被移位到另外一种文化之后的诚实的反应。我也应该提一下的是，在这种时候，很少美国人会独自去越南。为了方便越南人，通常的做法是组团前往。有时是两个，大多数情况下是三个、四个或五个行前不认识的人凑在一起。我是作为三个人当中的一个到北越去的。在四月末相聚柬埔寨之前，我没见过两个同伴——记者安德鲁·科普开恩德和康奈尔的数学家罗伯特·格林布拉特，后者在为反战运动做一份全职工作。但这次旅程需要我们毫不松懈地保持并非完全自愿的亲密状态，那种适于恋爱或突发性危机的状态，并且要不停顿地保持上至少一个月。（我们受到的邀请是两个星期。可由于耽搁和联络不畅，我们花了十天的时间从纽约途经巴黎和金边到了河内，然后只剩下一星期的时间，就要踏上回程。）自然，和同伴的相处占去了我相当大一部分的注意力。如果我是独自出行，我可能已经到了越南人中间：作为一种义务，更可能是一种荣幸。在这种突然降临的亲密情境中，学会与两个陌生人友好而明智地相处是一种实际需要，即便，或者更何况，他们是我久仰的人，比如安迪·科普开恩德，我拜读过并很钦佩他的作品。现在，身处对三人来说都很陌生的世界一隅，见不到别的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除去来的路上在老挝逗留的四天里遇到的一个美国新闻总署的官员和一个美国记者，还有在我们到达后的第二个星期开头来到河内的四个由“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赞助的美国大学生），我们被进一步拉近到了一起。（我和罗伯特·格林布拉特都没有来过亚洲；安迪·科普开恩德五年前来过，造访了西贡、孟加拉、菲律宾和日本。）由于这样的因缘际会，我们似乎不可避免地要花上大量的时间去交谈，充满感激，病态般热烈地交谈。

不过，我并不是想说这些境遇因素导致了我在叙述对越南的初步印象时阴郁消极的调子。我不想把这归咎于作为一个临时凑合却又不能分离的三人组合中的成员在一片新土地上所面临的压力和烦扰，对此严肃的解释在于我自己能走近越南人的方式是那么有限和困难。四年来我因为我的国家政府一手造成的越南人民的极端苦难而悲愤不已，现在我亲身来到了这里，不停地被赐予鲜花、礼物、赞美辞令、茶和似乎过于泛滥的美意，我觉得这样并不能比置身万里之外时了解得更多。置身河内的情况远比我所期待的要神秘、难解。我发现自己不可避免地担忧和疑惑起来，我到底有多了解越南人，越南人又有多了解我和我的国家呢？

我问自己的这个问题，尽管答案令人沮丧，但却是至关重要和最有成效的，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因为我来这里不是为获取信息（至少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和其他任何近年来关注越南的人一样，我已经知道得很多；我不可能指望在两个星期里就收集到比现有的更多更有意义的信息。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纽约时报》上关于他1965年12月到1966年1月的访问报道（后来扩充成了一本书，《河内：战线之后》），以及首批访问北越的反战运动人士斯道顿·林德、汤姆·海顿合著的《另一面》，到菲利普·德维莱尔和让·拉库蒂尔的法新社评论，到我回来后一直在读的玛丽·麦卡锡最近的文章，关于河内和北越大部地区在抱同情态度或者相对客观的局外关注者眼里呈现的面貌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细节生动的叙述。任何人只要想，就能知道这个国家在1954年法国人走后的成就：医疗系统的扩展、教育的重组、初级工业基地的建立、多样化农业的开端。更容易获知的事实是：美国连年来在北越除河内市区（这里也受到杀伤炸弹和碎片炸弹的打击，那些炸弹不毁坏建筑，却能把人炸死）外的人口集中区施行的无情轰炸，摧毁了几乎所有1954年以来建造的新学校、医院和工厂，还有大部分桥梁、剧院、佛塔、天主教堂和大教堂。就我个人而言，几年来，读到的报道和观看的新闻短片已经汇聚成了一个关于形形色色的越南印象的大文件夹：汽油弹烧过的尸体、骑在自行车上的百姓、茅屋村落、被夷为平地的城市南定和府里，河内人行道上滚筒状的一人位防弹棚、学校的孩子们头上用来阻挡碎片弹的黄色厚草帽。（难以置信的恐怖，在电视、《纽约时报》和《生活》杂志提供的图片和统计数据里显示出来，你都不用烦劳自己去查找威尔弗雷德·伯切特那党派鲜明且直白的书，或是罗素基金会国际战争罪法庭收列的档案。）但与这些印象的发源地的遭遇并不是一次简单的体验。亲眼见到并触及它们令人产生一种既兴奋又麻痹的感觉。将具体的事实与心中的印象联结起来至多只是一个机械累积的过程。而对于要从遇见的越南官员及普通百姓那里打探新信息的任务，我也没有准备得很充分。亲历越南对我来说将只是一次无甚意义的行程，除非我能促成自己的某些觉醒和体悟。而这恰恰是最艰难之处，因为我所能仰仗的只是自己那存在文化局限，并且被移置的感觉力。

事实上，问题在于，越南已经成为我作为一个美国人的自我意识中如此重要的事实，要将其摒除在脑海之外是十分困难的。初到此地的第一感受，有点荒谬地近似于会见一位喜爱的影星，此人几年来在你的幻想生活中扮演一个角色。然而一见之后，你发现真人原来要矮小许多，不及那份生动与姿色，且多有不同。最有说服力的是那些最不真实的体验，比如我们到达的那晚。坐在迟迟从万象起飞的国际控制委员会的小飞机上，我一路紧张过来，直到几小时后飞机降落在夜色下河内嘉莲机场，才大气舒出：终于活着回到了地面上。因此几乎没有去想：我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正与哪些人在一起。手拥鲜花，我穿过幽暗的着陆区，努力想要弄明白前来迎接我们那四个来自和平委员会，正在微笑着的男人的名字。如果我们的飞行和着陆具有一种幻觉的特质，那么，那晚剩下的部分看来就像一个广阔的后投影，时间、规模和行动都经过了超真实的缩与放。起先是我们在荒凉的机场大楼里等行李、笨拙地与越南人交谈的那几分钟或一小时。后来，我们被分散到三辆车里，开进黑暗中时，我感受到去往河内的车程中引擎的律动。离开机场一小段路后，汽车沿着凹凸不平的土路颠簸前行，接着便来到红河之上取代被炸毁的铁桥而建的普东桥，战栗着缓缓推进。可一到桥那边，车子就开得太快了，直驶进河内，在人影模糊的自行车流中粗暴地冲出一条通道，穿过昏暗的街，停在我们的宾馆前面。宾馆的名字叫Thong Nhat（统一），意味着越南的再度统一。有人说，那是一座巨大的建筑，风格不甚明确。十多个人坐在简朴的大堂里，大部分不是东方人，彼时并不太容易分辨。我们被领到了楼上，看了我们的大房间，之后便到一个废旧而空旷的餐厅里吃夜餐，成排的吊扇在头顶上缓慢地转动。“我们”的越南朋友在大堂等我们。我们见了他们，就询问他们是否介意陪我们出去走走，那时已经很晚了。于是，我们就出来，兴奋得有点腿软，大街上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人了。我们经过了一辆辆停在帐篷之间的卡车。他们说，那些帐篷是给那些“流动的作坊”和“分散的工厂”过夜的。我们走到了小湖区的独柱寺塔，在那里徘徊了一会，听了一些在我看来乏善可陈的越南古代传说。回到宾馆后，英，显然是那帮和平委员会的人当中领头的，温和地劝我们去休息。他解释说，河内人很早就起床和吃早饭（自从轰炸开始后，大多数店铺早上五点开门，几个小时后就关了），第二天恰好是佛祖的生辰，他们上午八点会过来带我们去一个佛塔。我记得当时我不情愿地对越南人和我的同伴道了晚安；到房间里花了一刻钟摆平了罩在床上的高拱顶的白色蚊帐，终于沉入到艰难、不安然而快乐的睡眠当中。

当然，北越在第一夜是不真实的。但接下来的日子里，它仍然是不真实的，至少是无法理解的。固然，那晚关于战时河内最初的幻觉般的体验被白天里更具日常性的体验所纠正。统一宾馆缩回到正常的大小（你甚至可以据此想像它的前身，法国殖民时期的大都市酒店的形貌）；从那由骑车人和行人组成的沉默人流中，显现出来年龄不一、面貌各异的个体来。小湖区附近有树阴的街道成为日常游逛之地，我们常常散步到那里去，不用导游的带领，只要不是太热，只要我们三个人里的一个、两个或三个有个把小时的空闲。虽然它与我仅熟悉的那一类城市，美国和欧洲的城市相隔那么远，那么不同，但河内在我很快就具有了一种古怪的亲近感。但扪心自问，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地方是太陌生了，除去“在一定距离外”的时候，我真的完全不懂它。

在其非常出色的电影《远离越南》中，戈尔达这样沉思（好像我们听得到他的声音，看到他坐在一个散漫的电影摄像机后）：也许这样不错，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各自在心中造一个越南，尤其当我们不能亲身去那里的时候（戈尔达曾经想在北越拍摄那个故事，但签证被拒）。戈尔达的观点——用不同的句子重复了切的箴言：要打击美国霸权，革命者有义务去创造“两个、三个和更多的越南”——在我看来是完全正确的。过去四年来，我一直在创造和忍耐的是那个存在于我皮下、心中和头脑里的越南。但我思虑多年的越南却根本没有丰满起来。它只是一个模子，里面灌注的是美国内容。我的问题是，没有去更多地感受自己的内心。我的问题是，现在我（比戈达尔幸运）短暂地逗留越南，却不知怎的，未能建立起我与越南在政治上和道德上的一致性所暗含的那种智性和情感上的关联。

说明这些早期疑难的最简便的方法，我想，就是从五月三号到达后我在第一个星期里记下的日记里摘抄几段来。

5月5日

文化差异是最难估测和克服的事情。一种始于态度、方式，进而成为实质的差异。（那些给我带来震动的东西里，有多少是亚洲特质，有多少是越南特质，我在初次来到亚洲的行程中不大可能弄清楚。）显然，他们这里对待客人、陌生人、外国人，更别提敌人时，采用的是一种不同的方式。此外，我也深信，越南人与语言的关联也是不同的。这种差异不应该仅仅归因于我所说的句子，比起平常不需要翻译来转达时，已经缓慢简单许多。因为，即便在和某个讲英语或法语的人交谈时，在我看来，那也好像是婴儿的交谈。

除此之外，制约还在于，我们被还原到了孩子的状态：被安排好的日程、被领着走动、被解释事情、被过分关怀、被盛情款待、被友好地监护。更可恼的是，不是作为个别的小孩，而是作为一群小孩。四个从和平委员会来的男子领着我们四处看，扮演着我们的阿姨和老师的角色。我尝试找出他们的不同，但是不能。我担心他们也看不到我的不同和特别之处。很多时候，我发现自己在努力取悦他们，想要给他们一个好印象，拿到班上最好的成绩。我表现出一副聪明、有礼貌、合作、不复杂的样子。这么做，不仅使我觉得自己是个坏孩子，而且，因为自己既不是小孩，也不是现在表现出来的这个简单易懂的人，我觉得自己有点像个骗子。（即便这个开朗、单纯的人也许是我乐于成为的人，也丝毫不能减轻我的自责。）

也许，如果说我是在欺骗，怀揣最好的意图，努力让他们轻松点的话，他们也许在为我们做同样的事情。这就是我即便知道也无法超越表层面具去发现他们的不同的原因吗？英有着最个人化的权威，行走和坐下时都带着一种迷人的“美式”懒散，有时会显出忧郁而困惑的样子来。（我们已经知道他的妻子自从50年代初被法国人俘虏并折磨了一年之后一直病着；他还有几个年幼的孩子。）修则在孩子气的举止和下级官员的沉稳派头之间摇摆。他有时会傻笑。潘有着最和蔼可亲的态度；他说话的时候似乎总是上气不接下气，可他又喜欢说话。他也是我见到的越南人当中少数的几个体态丰满的人之一。东看上去总是很热切，有点紧张的样子，他从不说话，除非你问他问题。还有什么呢？潘是年纪最长的，我想。今天我们才很惊讶地获知，英有46岁了。即便知道越南人普遍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岁（尤其是男人，他们从来不秃顶，甚至头发都不变白），还是不能减轻我们的惊讶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