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星的标志下 精彩片段：
作为激情的思想
我无法变得谦虚谨慎；我心里有太多的东西在燃烧；旧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再管用；新的方法尚未找到。因此，我开始同时四面出击，仿佛自己还能活上一百年似的。
——卡内蒂，一九四三年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艾利亚斯·卡内蒂☾1☽在维也纳举行的赫尔曼·布罗赫☾2☽五十岁生日庆典上发表演讲，大胆地概括了自己的一些典型主题，该演讲是一个作家对另一位作家所作出的最慷慨的赞辞之一例。这一赞辞创造了接替前辈作家应具备的条件。卡内蒂在布罗赫身上发现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必备的品质——布罗赫有独创性；他概括出其所处时代的特征；他反对他的时代——这个时候，他是在描述他自己保证达到的标准；他为布罗赫庆祝五十岁生日的时候（他本人当时三十一岁），认为人应当活到一百岁，五十岁不过是一半而已；这时，他坦言仇恨死亡、渴望长寿，这是其作品的标志。卡内蒂在颂扬布罗赫对知识的永不满足的追求、激发其对精神的某种自由状态的展望时，也道出了他自己同样大的胃口。卡内蒂通过其高尚的敬意，在作为他所处时代的高尚的敌对分子的这幅作家肖像上又增加了一种因素：高尚的赞赏者。
卡内蒂对布罗赫的赞赏透露出他企望达到的道德立场和无畏的纯洁性以及他向往强大的、甚至具有压倒优势的榜样方面的许多信息。一九六五年，卡内蒂写作时，突然唤起他对卡尔·克劳斯感到的一阵阵倾慕之情，这种情感二十年代他还在维也纳做学生时就有了，其目的在于维护一个至少在某一阶段受到另一位作家的权威束缚的严肃作家的价值；评论克劳斯的文章确实关乎赞赏伦理学。他欢迎旗鼓相当的敌手（在他偏爱的作家里，他认为霍布斯和梅斯特就是这样的“敌手”）向他提出挑战；他欢迎让一个达不到的、挫人锐气的标准来使自己更强大。卡夫卡是他向来钦佩的作家，关于他，他说道：“读其作品但不为之感到自豪，人则会变好。”
卡内蒂极为关注赞赏他人的职责与快乐的关系，他对作家这一行当的感觉极其挑剔，以至于谦卑——和骄傲——使他在一种独特的非个人方式上变得极为自我关注。他一门心思，希望自己成为他可以赞赏的那种人。这是《人之疆域》（）——卡内蒂在一九四二至一九七二年间的笔记选段——中他最关心的东西；在这三十年间，他基本上在为其杰作《群众与权力》（，一九六〇）做着准备、然后动笔撰写。在这些札记中，卡内蒂总是在以故去的伟人为榜样来激励自己，明确他所做的事情在知识上的必要性，检查他的精神方面的热烈程度，并随着日历的一张张撕下而恐惧得发抖。
伴随着成为一位自信的、慷慨的赞赏者的特征还有：生怕态度不够傲慢、自己不那么雄心勃勃，对仅仅是个人的东西不耐烦（正如卡内蒂所说，个性坚强的标志之一是热爱客观），以及厌恨自怜。在自传《得救的舌头》（，一九七七）第一卷，卡内蒂愿意谈论的生活充满了他赞赏的、并从他们身上学到东西的那些人。卡内蒂热情地讲述了事情怎样对他有利，而不是跟他过不去；他讲述的是一个解放的故事：一种心灵——一门语言——一个舌头“得救后”去漫游世界。
那个世界有一种复杂的精神地理。卡内蒂一九〇五年生于当时居住在保加利亚、分布面很广的一个西班牙系犹太家庭（父亲和祖父母来自土耳其），童年颠沛流离。父母曾在维也纳求学，因此，维也纳成为所有其他地方的精神首都，这些地方包括英国（卡内蒂六岁那年，他们举家移居英国）、洛桑和苏黎世（他在这里上过一阵子学），以及二十年代后期他曾逗留的柏林。他父亲一九一二年在曼彻斯特去世后，母亲就把他和两个弟弟带到维也纳；一九三八年，卡内蒂从维也纳搬走，在巴黎呆了一年，然后搬到伦敦，从此，就一直住在那里。他写道：只有在背井离乡中，人们才能意识到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世界始终是背井离乡者的世界”。这是一种独到的见解，因为这使其痛苦着上了某种普遍性的色彩。
几乎是凭借与生俱来的权利，他拥有流放作家那种很容易就概括出的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一个地方就是一门语言。掌握很多语言是将许多地方视为自己的疆土的一种途径。家里现成的榜样（他祖父号称通晓十七门语言）、当地混杂的人群（卡内蒂说，在他出生的多瑙河港口城市，每天能听到七八种语言），以及他童年生活的颠沛，这一切均促成他与语言建立起一种迷恋的关系。生活就是去掌握语言——他的语言是拉地诺语、保加利亚语、德语（他父母互相之间讲的语言）、英语、法语——然后，“四海为家”。
德语成为其心灵语言，这确证了卡内蒂居无定所的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空军轰炸伦敦的时候，卡内蒂在笔记本上还在写着感谢歌德给予他灵感的话，足见他对德国文化的忠诚；这使他在英国永远都是一个异邦人——到目前为止，他生命一半多的时间都在英国度过，同时，也使得他有了将英国理解成更高的世界主义的权利和义务，尽管他是犹太人。一九四四年，他写道，他会继续用德语写作，“因为我是犹太人。”这不同于多数受到希特勒迫害的犹太知识分子难民作出的决定。作出这一决定后，卡内蒂决意不让仇恨玷污自己，他是心怀感激之情的德国文化之子，他希望帮助德国文化一如既往地成为为人们所赞赏的文化。他这样希望，也这样行动。
一般认为，在艾丽斯·默多克☾3☽早期几部小说中，卡内蒂是那位哲学家的原型人物，如（献给卡内蒂的）《逃离巫师》里的米沙·福克斯，该人物胆大妄为，不费吹灰之力就高高在上，这一直是他的密友解不开的谜。☾4☽这幅人物肖像从外部来刻画，表明在其英国赞赏者眼里，卡内蒂一定显得异乎寻常。艺术家同时也是博学者（或者反过来），其职业是智慧，从本世纪更不宽容的暴政（它们猛拉硬拽出他们无与伦比的学问，他们拿得出手的伟大工程），到说英语的、离欧洲灾难不远的大小贫瘠岛屿的那么多书生气十足的被放逐者，这样的艺术家未形成英语家园里的一种传统。
无论有没有带着流放的惨痛的变调，从内部勾画的肖像已经使标准的流浪知识分子为人们所熟悉。他（因为这一类型当然是男性）是个犹太人，或像犹太人；多元文化的、躁动不安的、嫌忌女人的；是一位收藏家；致力于自我超越；蔑视本能；为书本所压垮，又因为知识所带来的愉悦而兴高采烈。他真正的任务不是去发挥其解释的才能，而是因是时代的见证人而定下最远大、最具启迪作用的绝望标准。作为一个退隐的怪人，他是二十世纪想象的生活与创作的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一个真正的英雄，有着殉难者的外表。尽管该人物的肖像已经在欧洲多国文学中出现，德语文学中的一些肖像却具有显著的权威，如《荒原狼》，瓦尔特·本雅明撰写的某些文章；或者一种明显的无望——卡内蒂的惟一长篇《迷惑》☾5☽（），以及最近托马斯·伯恩哈特的长篇小说《更正》和《淑世者》等等。
《迷惑》描写了一个沉浸在书本中的天真汉隐士所经历的被侮辱的故事。著名汉学家基恩教授是个平静的单身汉，他舒舒服服地住在顶层公寓，伴其左右的是他收藏的二万五千册图书，这些书涉及多门学科，满足了一个酷爱知识的灵魂。他不清楚生活是如何恐怖，直到有一天与这些书分开，他才知道。平庸和谎言以一个女人的形象出现：在这一知识分子神话中反灵魂的一个永恒的原则，即这位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居学者娶了他的管家，但这个管家是可怕的，其可怕程度如同乔治·格罗斯或奥托·迪克斯绘画作品中的人物一样——于是堕入尘世。
卡内蒂讲，他二十四岁那年构思《迷惑》的时候，计划中拟写八部书，每部小说的主人公均为一位偏执狂者，整个书系名叫《疯子的人间喜剧》（）。但最后，只完成了关于“书人”的这部长篇（开头几稿中，基恩教授名叫“书人”），没有创作关于宗教狂、收藏家、技术幻想家那几部。以关于一个疯子——即作为夸张——的一本书的名义，《迷惑》传布关于不通人情世故的、容易上当受骗的知识分子那些为人所熟知的陈词滥调，书中对女性所持有的特别与众不同的仇恨使小说变得灵动起来。不把基恩教授的精神错乱视为其作者最喜欢的种种夸张的变体，这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个别情况的局限，仿佛这就是一切似的，极其可鄙，”卡内蒂注意到——《人之疆域》充斥着像基恩教授这样的公开表示。保存在这些笔记本里的对女性的居高临下的一通评论，其作者倒可能从制造基恩教授谵妄性的厌女症的细节中获得了享受。人们不禁要作出假设，认为卡内蒂的一些创作习惯体现在该小说对一位漂浮在狂躁和井然有序的“计划之海”，从事着自己迷恋的行当的异乎寻常的学者的描写之中。人们知道卡内蒂并不拥有像基恩教授那么大一个博学、且非专业规模的图书馆，确实会感到惊讶。这种图书楼与本雅明以令人难忘的方式描述的藏书风马牛不相及，本雅明所指乃是对作为物质的书籍（珍本、初版本）所表现出的满怀激情。事实上，它是某种着迷的物质化，其理想在于将书本装进脑袋，现实中的书房不过是一个助记系统，如此而已。于是，卡内蒂就让基恩教授坐在书桌前，没有翻阅一页他的书籍，全凭贮存在脑子里的东西，来撰写一篇学术论文。
《迷惑》将基恩教授的疯狂阶段描写成“头脑”与“世界”的三种关系——基恩教授以书为伴、隔离于社会，这是第一种关系，即“没有世界的头脑”；第二是漂浮在堕落的城市，即“没有头脑的世界”；最后一种关系是被“头脑中的世界”逼得自杀。这并非是仅适用于疯狂的书人的语言；卡内蒂后来在笔记本里作自我描述时就使用过它，在这里，他称自己的生活完全只是一种不顾一切的企图，企图思考一切，“以便一切均聚集于一个脑子之中、从而再次成为一体”；这就肯定了他在《迷惑》中公开嘲笑的那一种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