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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记忆里的集体
和贾樟柯在香港谈集体记忆，一来是因为这四个字在香港很流行，二来是他近作的主题之一就是集体记忆。
看过《二十四城记》或者读过《二十四城记：中国工人访谈录》的人都会发现，那里头的「集体记忆」不只是一般意义下的集体记忆，不只是某个社会群体关于往事的共同回忆；而且它所记忆的根本就是一种叫做「集体」的东西。那种「集体」曾经遍布神州数十年，在里面，工人和农民集体地生活，集体地吃喝，集体地成长，集体地工作，然后集体地老去；再分解成一粒粒细砂，随风飘散，跌落在时代的阴暗角落。
为甚么一度巨大到不可回避的「集体」会被整个社会集体地遗忘呢？为甚么有过这种「集体」经验的人有口难言，说不出自己的故事？和贾樟柯聊过，我才发现，要在这刚刚逝去不久的「集体」残骸里钩沉往事，寻掘真相，竟是这么困难的一件事。
梁文道（梁）／贾樟柯（贾）
【工人阶级与集体生活的消逝】
梁：为甚么会有《二十四城记：中国工人访谈录》这本书，又为甚么要拍《二十四城记》这个电影？
贾：其实我大概在99年的时候就想要拍一个关于工厂的故事。因为九十年代中以后，就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在转变的过程里面，几乎所有的工厂都遭遇到经济上的困难，大量工人下岗。这个变化今天说起来比较轻松，但是如果大家了解工人过去在中国社会里面的位置，和他们的生活状况的话，就会很惊讶。因为工人曾是一个高收入群体，计划经济之下不愁产品卖不出去，他们收入很稳定，也有很好的福利。这个时候的工人跟今天我们想的，譬如说东莞的一些工人在概念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他跟工厂的关系，不单是一个劳务的契约关系；他的出生，甚至他的生老病死，这个工厂跟他都是有关系的。譬如说我拍的这个电影里面，有很多任务人出生在工厂的医院，上幼儿园是在工厂的育幼院，然后小学、初中也全都在工厂的子弟学校，中学毕业以后就直接在工厂里面工作；接下来养老，甚至送终，全部的生命过程都在这个工厂内完成，工厂也会给他们这些保证。当体制改变之后，他们在这个经济发展愈来愈快的时候就变得非常边缘化了。一方面是收入很低，再一方面就是因为这个社会位置的改变，令他们心理上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当时主流媒体有一个很荒谬的说法，就是把责任推到工人身上，说是因为你们能力不够，优胜劣汰。那个时候我就写了一个剧本叫《工厂的大门》，电影始祖卢米埃尔兄弟就拍过一个《工厂大门》，我想用同样的一个名字。那是一个完全的剧情片，两个朋友一起入厂，跟同一个师傅当学徒，差不多同时结婚，也差不多同时生小孩，之后同时下岗。下岗之后想了一个自救的方法，就是去很大的一个服装市场零售衣服。在做生意的过程里面，两家人产生了矛盾。我写完这个剧本之后，觉得其实跟《小武》挺像，最终还是谈钱，它太过停留在社会的表面，无非就是生活很困难呀，因为钱的问题闹翻了，因在主题上我并没有找到新的东西，就搁置了这个片子。一直到06年底的时候，《三峡好人》已经拍完，我看到一个新闻，说是在成都，有一个很大的工厂的土地被卖给了房地产公司。我当时是被一组数字震撼，原来这个工厂有五十多年历史，三万多职工，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十万人。我生活的那个县有四十万人，但是那个工厂已经有十万人，它只是一个工厂呀。一年之内工厂全部拆掉，一个新的楼盘就建起来了。通过这个数字一想，毛骨悚然 ─所有他们生活记忆的空间，十万人生生死死的那个空间，就像被风吹掉一样，一点痕迹都没有了。那个时候我就想，为甚么不重新拍一个工人的故事？其实打从九十年代以来，大家就一直在谈论下岗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一次除了下岗，它还有一个很复杂的课题，那就是过去计划经济里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我70年出生，77、78年刚刚上小学，还记得爸爸妈妈的会议很多，每天都要开会，然后我跟我姐姐两个人，一到晚上家长回不来就很害怕，有一种恐惧感。
梁：你恐惧甚么？
贾：我们住的是那种大宅院嘛，经常有人进来拿东西。有的人家厨房里面焖了一锅红薯，也不算很好的食品，晚上一看被人端走了。然后晾了一床被子，忘了收，晚上下班回来也不见了。我们住的是窑洞，分开里外，有一次我跟我姐姐在泥屋，听到外面有声音，冲出去看，有一个男的真的在推我父亲的自行车，准备拿走，看到我们，就说：「走错了」，然后掉头就走。小孩子还是会怕贼的。那个时候北方的冬天，一到晚上八九点钟，天一黑，很萧瑟，很萧条，整座城市一点灯光也没有。爸爸妈妈不回来，在开会在批斗，在集体生火。另一方面也别忘了体制的好处，例如我妈的单位买了一个小电视机，家属就可以去看。但是这个集体生活是甚么样的，我却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因为我……
梁︰太小了？
贾：太小了。我大学毕业已经97年。经过六四，基本上年青人都选择体制外生活，我还未毕业，就决定自己做，不要在那个制片场，或者在国家的制作单位里面浪费时间，所以就没有在体制里面生活过一天。当然，对体制给人的伤害也只是有一些了解，但是真相是怎么样子，我不清楚；但它又是好几代人的一个集体记忆。譬如说像我父母，他们从中学毕业就在体制里面，就在计划经济里边，就在国家的集体单位里面，个中感受我们从来没有交谈过。所以到发现了这个工厂的变迁之后，我特别想了解真正把一生交给体制的人群遭遇了甚么？所以这个电影一开始就决定了不是一般故事片，而是想拍一个口述的历史，去找那些老人家或者经历过这种生活的人聊天，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大概在一年的时间里面，我访问了超过一百多个人，各个年龄段的都有，最后就成了一部电影，也整理出了一本书。
梁：为甚么每个人都曾经历过的那种计划经济下的集体生活消失了，大家却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回事？而那一代人好像也不大去说，不大想谈。这里真有集体回忆这回事吗？他们每一个人说出来的东西，你觉得是否很难编成一个整体；还是你觉得其中真有集体的存在？
贾：它们至少有相同的约束，相同的制度，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公共的事件。譬如说57年、58年、反右、文革、改革开放，这些巨大事件背后的政治动荡，对他们来说有一个共同的遭遇，所以他们感受到的生活和所经历的东西有一个共同性。差别只不过是在共同的机遇里面不同人的反应和不同的处置方式。不过我也特别好奇，我的父辈为甚么不把这个东西说出来呢？这个也是我很好奇的。
梁：为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