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的名字 精彩片段：
聋子
作家蓝博洲这几年住台北市，深为声音所苦，台北市无所不在而且二十四小时不打烊的声音已严重威胁到他的书写了，一如无处抽烟严重威胁到小说家骆以军的书写，我们可能并不知道台北市正在失去他们，所剩不多的其中两名最顶尖而且最认真不懈的创作者（谁认真谁打混我们彼此心知肚明），或知道了也并不在乎，或有点在乎也无可奈何。因此他们只能各自求生，一个拼命搬家，一个不断找哪里还有室外座位、风没那么大、热气没那么暴烈浇下的咖啡馆——长夏已至，如果你在某个路口看到累累如丧家犬的其中一位，记得跟他打个友善安慰的招呼，算尽尽人事。
这些年，台北市的确变好看了些，从眼睛的观点。但如果你闭上眼睛，只从声音来听，你很容易听出来这个城市仍未脱昔日的暴发味道，像个打扮光鲜的人，但一开口就完蛋，甚至还打个嗝什么的。
二〇〇九年的台北市，负责举办听障奥运，意思是要接待几百几千名来自世界各地、比我们都健康惟独独听不见声音的人，除了嘉年华几天，不晓得台北市还怎么想这件事，是说反正他们刚好听不见所以没关系，继续？还是台北市因此可以顺便想一下声音这东西？不必急着做什么的先就只是想一想（我最怕的其实是法律如发情公牛般急着闯进来）？
比方试着假设自己是个完全听不见声音的人看看，这也许很不容易——京都著名的“五山送火”，是这个千年古都令人等待的盛夏大事，五山其实只是环抱京都成半个盆地的北边这半圈丘陵的其中五座，每年八月十六日当天人们在日暮时分吆喝着携火上山，时刻一到依序如传火般点燃起大文字、妙法两个王体行书、鸟居、船等五个图样（大文字有二，一大一小）。要一座如此繁华、谁该听谁的大城市暗下来当然也不是件容易而且还挺危险的事（停电夜等于打劫夜是现代大城的基本公式），但悠悠千年时间有它奇妙的力量，那一个晚上，京都人们会熄了灯走出来，仰头看着忽然变得巨大也变得如此靠近自己伸手可及、带着火光不安定跳动如同忽然短暂复活的古老光之图像，你很容易在那个片刻离开熟悉乏味的自己，滑入到某一道时间大河之中，忘掉很多事，也心思空白漂流想起很多事——
人设身处地，也就是古老的恕道，用不那么道德急躁的话来说，是进入到某个“和自己相似的他者”，也可以说进入到某个“陌生乃至于不可能的自我”，这原是人认识世界认识万事万物的必然途径，可以时时发生。当然，有些时候你有必要积极的提醒自己命令自己这么做（也因此生出了第一层道德意涵），但更多时候，它的诱发系素朴的来自于察觉，察觉到我和某事某物的暂时相触，由此仿佛若有光的引诱我们进去，然后眼前忽然开阔一亮，让陌生的、隔离的成为可感可解。这样的认识成果可以是全面性的，至少一定是多样的、复杂的，道德结论不过是其中可能的一环而已，甚至副产品般只是某种认识告一段落、人安置自己心神如喟叹的曲终奏雅。当这个原来隔离的他者、这个陌生的世界，通过了认识已置放于我们的关怀之下，乃至于已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了，我们很容易在此油然而生那种万物一体的光洁慷慨之情不是吗？
“相似性”是本雅明选择的用词，用它来进一步揭示这个“短暂相触”的内涵，让各自独立、隔离、静止的事物产生联系，赋予它们磁力般的动态。“这些潜在的相似性……形成一面镜子，使得思想可以在这种相似或共鸣的气氛中得到反射。事实上，这些相似性之间彼此并不互相排斥；它们交织缠绕，形成一个召唤思想的整体，正如轻纱引风。”“相似性只在闪电的片刻中出现，而且相似性的观察正是最稍纵即逝的事物……它们所固定的，只是流云的固定性，它们真正的和谜样的材质便是变化，正如生命本身。”
用我们的大白话来说，一个不知设身处地、不时时察觉人我相似性的社会，其真正的危险不是道德匮乏而已，而是在人变坏之前就先变得很笨很蠢。
蓝博洲羡慕极了我的装聋作哑能耐，可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坐定在咖啡馆里写东西读书，完全把自己暴现在城市吵杂声音的最前沿，一副过火不燃入水不湿的鬼样子。但这有什么办法呢？我试着提醒他，其实我们一样都没那么怕吵，除非声音超过了一定的分贝数、超过了一般性的生物忍受极限，比方说楼上电钻打墙的声音（一再修改破坏已建得好好的房子是台湾人数十年不懈的奇怪生活乐趣），比方说汽车只发动不走的低频声音或某司机第一次发现车上有喇叭这好玩东西的声音，比方说指甲或粉笔刮过黑板的声音（已随着我们童年差不多灭绝了，谢天谢地），比方说网球场上莎拉波娃奋力挥拍的酣畅声音（已测出超过110分贝，最新而且最缺德的形容是母象生产）云云。诸如此类有致命可能的声音，你专注书写的蓝博洲怕，没专注书写的一般人一样也怕极了，殊无二致，书写者并没比一般人娇贵脆弱也没要求特权。惟一惟一，书写者备感威胁的，不是单纯声音的大小高低，而是声音挟带而来的讯息和意义，关键应该在这里。我跟蓝博洲说，有时候善意的、好的声音往往对我威胁更大，比方说咖啡馆忽然又冒出Stand by Me这首歌（还好咖啡馆不大可能播放比方威尔第的雄浑合唱曲《奴隶之歌》），你好不容易完成的隔绝状态当场被穿透瓦解，心思碎片四下飘流，有些远在美国，有的远到童年，有些还嵌进了遗忘最深处，得再一次把它们一块一块找回来黏起来。
我吵杂的台北市咖啡馆，一如格雷厄姆·格林吵杂的刚果麻风病丛林——在《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小说中他写大建筑师奎理第一次深入暗夜丛林之中救人：“他无法怪这些人害怕，假如人要不怕夜里到丛林里去，他必须什么都不信。丛林里毫无任何吸引浪漫之人的地方，它完全是空的，它也不像欧洲的森林里有人住过，有巫婆或烧木炭的人，或者杏仁饼做成的屋子。从来没有人在这些树下走着，哀悼失去的爱，也没有人像个湖畔诗人一样在此倾听宁静，与内心密谈，因为这里根本没有宁静。假如有人夜里在此想让人听到他的话，就必须提高声音来对抗那个无休止的虫鸣，那声音就像在一个工厂里，大群贫穷的女工同时拼命操作几千架缝纫机一般。只有在正午炙热的一两个小时中，虫子午睡了，才有宁静。但是，假如有人像这些人一样相信某种神灵的存在的话，那么就像人们相信神住在天空中一样，是不是也同样有可能有神住在这个空虚的地区里呢？这些丛林看来会比星球更晚受到开发，因为目前人们对月球火山口的了解已经超过了眼前这片一脚可以踏入的丛林。沼泽和腐烂植物的叶绿素臭酸味像牙医的面罩般笼罩着奎理的脸。”
顺便谈一下（有一块碎片切线般应声飞出去了），格林的丛林，不只相似于我此时此刻坐着的台北市永康街咖啡馆，还相似于我高中岁月的教室临窗座位——日据时代留下来的红砖教室开向对面的植物园，灌满了风，你得时时伸手按住猎猎作响的数学参考书和计算纸（计算纸总是一整叠单面印刷的各家补习班家教班希望你考不上的传单），你知道那个联考夏天的蝉叫声音有多大吗？把噤声在地底下十七年的全部声音浓缩在七天内大叫出来，但奇怪谁都不怕不抵抗，每个人仍一座孤岛般背他的长串英文单字，解他走迷宫般的二次曲线，天可怜见，那年我们大家都考得还不错——
因为那声音完全是空的。由此我试着这样想，蓝博洲比我怕吵，是否因为一般性的噪音对我们意义不同的缘故？对一个至今仍如此坚贞守卫着左派信念的心灵，因为那声音并不是空的，声音里发生过太多事，装着太多东西，而且还住着狞恶的大神。我的城市自然噪音，蓝博洲太容易从中察觉出分辨出各种沉重的讯息和意义，是美好人性和价值暗哑远去的声音，是人类历史列车轰轰然开向错误未来的声音，是他不幸处在一个“如今没有几个人认真在反对资本主义”时代、信念微弱如火种很容易被吹熄、有时你得驼鸟般掩耳不闻才能保有斗志的各种讨厌声音——罗兰·巴特也是这样，我们寻常人抬眼看到也没感觉的海滩、街道、市招、建筑、人群和衣装云云这琳琅一切，罗兰·巴特有回几乎用尖叫般的语气说，这无一不是符号！无一不是讯息！它们海啸般铺天盖地的压过来，让人招架不住站立不了，既狂乱又窒息。
（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我有限的阅读和记忆里，并没什么特别精彩的、让我长怀心中不去、一碰就跳出来的耳聋之人。我能马上想到的其实都不是真的聋子，而是某种相似性的暂时静默隔离状态。比方说在《忏悔录》书中，年轻的奥古斯丁去请托某博学的修院院长，惊奇地发现他读书居然不朗读不出声音这一幕。当然，今天我们的二次惊讶已不是低头无声读书这事（如今谁都这样了），反而是奥古斯丁当时的惊异莫名，唤回那个已遗忘于习惯里、人大声读书的世界，两者重叠，让我们此时此刻心思更复杂；另外，则是小说家聚斯金德讲他写《香水》一书前的一趟特殊经验，他曾在法国作过摩托车之旅，包覆在骑士头盔般的安全帽里和摩托车本身的隆隆引擎，让他隔离掉几乎全部的外头声音，风景一掠而过只剩眼前盯住的无止境灰色单调道路，因此，他留存下来的记忆全是气味，整个世界诡异的由各种侵略沉稳不等的气味交相渗透组成，这个记忆得不到格瓦拉大兄式的人间革命结论，它幻境般创造出日后的恶魔香水师葛奴乙。
我惟一想到的正牌聋子其实是个有趣的“失败”聋子，那就是侯孝贤《悲情城市》里幼年从树上掉下来丧失听觉连带无法学会说话的梁朝伟——精巧在第一时间发现这个失败的人是已故的名导演杨德昌，我记得我们才从西门町的试片室走出来，若有所思半条街的杨德昌忽然说，梁朝伟演得不好，梁朝伟让人感觉他不是听不见，而是说不出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