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的名字 精彩片段：
术士
曹操美丽但不祥的千古名诗《短歌行》，应该还背诵得出来吧，至少其中某个四句一组，当年他是这么写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皎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相传，这首诗写于（或脱口吟唱于）赤壁之战前夕的某个晚上，地点时间乃至于情境都有，而且诗人手上还持着一支原是仪仗歌舞用途、稍后不幸成为杀人凶器的大槊，《三国演义》第四十八回《宴长江曹操赋诗 锁战船北军用武》相当完整的重建了这个犯罪现场——时间是建安十三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地点是渡江的北军旗舰甲板上，诗人兼凶手的曹操年五十四岁（相当于现在小说家朱天文的年龄），职业是丞相（或汉奸），在场目击证人一大堆大致上全是曹操手下的谋士战将。事发当时据说曹操已先喝醉了，立槊船头，奠酒长江，又追了满满三大杯酒，回想着自己这一生遂慷慨吟成此诗。本来事情到此欢快的高潮歌声中就结束了，但偏偏冒出来一个好心但白目的家伙扬州刺史刘馥，他挑出诗中四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批评曹操不该在大战前夕出此不祥之语，当场被曹操顺手一槊刺中要害而死，千古以来，这大概是创作者对评论者最激烈的一次反击，今天的诗人小说家咬牙切齿之际一定暗自羡慕可以这样。
不要胡言乱语批评创作者，尤其不要胡言乱语批评喝醉酒的创作者，更不要胡言乱语批评喝醉酒还手握致命武器的创作者——两百多年前华盛顿的爸爸，都知道不能责备只能夸奖自承砍了樱桃树、手握斧头的儿子不是吗？
然而千年下来，几乎没有一个人指责或起码指出刘馥不懂诗、鉴赏力不足、文学素养太差云云，这有点奇怪，包括日后曹操的所有诗人同行比方说泛舟重返赤壁杀人现场的苏轼，大家都抛弃专业，不挺身护卫文学，宁可相信传闻当个入戏的电视肥皂剧观众。我猜，关键可能并不在于刘馥已为他的文学评论付出生命代价，而是紧接而来更大的、据说死亡人数高达数十万的悲剧。五天后的三更时分，果然刮起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也最诡异的东南风，旗幡转动，旗带飘向西北，美丽景色的赤壁烧成人间炼狱，拙劣的文学评论反倒成为窥破天机的预言。当然，也因为死亡的人太多了，如斯大林所说一个人死是悲剧，百万人死则只是统计数字，刘馥的死亡并入了整个死亡统计之中，遂变得无足轻重了。
最终还有一个死亡发生，那就是诗的死亡——曹操写《短歌行》此诗是真的，曹操的渡江南征不成也是真的，但当我们把这两个不相干的事实紧紧扣在一起，用巫术的因果思维来理解它们，《短歌行》便不再是一首诗了；甚至，我们这么说应该并不夸张，全诗128个字只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这四句，其他112个字皆被遗弃，只是用来掩藏、用来收纳一个毁灭预言的烟幕或无意义道具，不是吗？就连《赤壁赋》里，苏东坡想着的、引用的也是这样。
如果真要顺此吉凶逻辑来看，我以为，问题其实不在于《短歌行》这诗，而在于根本不该有诗，或者说，曹操根本不应该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想东想西干什么专心做个丞相——更根本来说，也许应该如柏拉图主张的那样，把诗禁绝，把诗人全数逐出共和国高兴去哪里去哪里。事情很简单，只因为所有像回事的、还可称之为诗的诗都是不祥的，至少都不难挑拣出一两句来为某个天灾人祸当替罪羊。诗的最深处情感是哀伤的是忧烦的，它总是从此时此刻流泻而去，或轻或重的碰触着生命无所不在的处处限制，包括能力的、机遇的、地理的、时间的云云，意识到孤独乃至于孑然一身的存在；经常，愈欢愉愈起劲会冲决得愈远，直到天涯海角某个真正无可逾越的高墙挡下它来，这就是死亡了，或者说人类真正独有的、异于禽兽那一点点不同的死亡意识，如翁贝托·艾柯所说有了界线才构成生命，生命这样才成为一个整体一个可思索可计较的完整东西或说单位。因此，当生命本身作为对象被描述被拣拾被整理，总会蜿蜿蜒蜒的、或远或近的指着死亡，愈是欢快的诗，死亡的形状通常也就愈清晰愈逼近眼前。如果死亡被看成是禁忌的、讳言的，诗也就只能是不祥的、不恰当的了。
当然，每个人每种特殊处境下要求的东西可能不一样，在那个赤壁之夜（如果真的是那一晚的话），有人看到的可能是流走的大江远逝的清风里那一轮确确实实悬在眼前以至于比什么都更像是幻觉的明月（农历十五，满月），有人则一心记挂着马上开打的战争无暇他顾。但横槊赋诗，如果那个晚上此种情境，曹操乘着酒兴慷慨高歌的比方是“财源广进达三江，生意兴隆通四海”，吉利是真的很吉利，但我想，我们会宁可选择不祥是吧，我也不以为这样就能够改变这一场战争的成败，会吗？
千年后今天，眼前再没战争压迫我们了，这是我们的阅读优势，我们是不是该把被遗弃的另外112字给要回来，完整的、心无恚碍的读《短歌行》，看它有多好。
《短歌行》是四言诗，写在一个诗的格式已不必然是四言的年代（“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云云），它直接上溯诗经，其中有些句子更像是从诗经整块剪下来的，但它切割得更工整、利落，剔透。诗经里的诗行通常还是重复的、折返的，形成一种驻留不前的吟咏效果，让情感徘徊、迤逦、渐强，换字不换句仿佛各个角度耐心翻转摩挲成形成为实体，我们甚至察觉得出它原来完整连续的模样，相信它是被采集者修枝去叶再洗濯再整理的结果；但《短歌行》是纯粹的四言诗，射出成形，诗行全不回头，切线一样，对待自己几乎是残酷的，以至于对称得像结晶太完美的某种矿石，其间反射流漾的不再像是人的情感而是某种光线，全由直线直角所构成。我们几乎可以数学的对待它，甚至因式分解它，全诗128字恰恰好可用4一路分解到底——128先除以4得到32句，再除以4成为8组，八个单位，八个分别独立、如重新起头（本雅明语）的话题；每组16字再分解一次，就重新得到4，回到这四字一句的最基本单位，就这样切割得方方正正，没遗漏没碎屑没多余。
人的心思，人的情感记忆和渴望会长这样子吗？真的可以整理到这样演算吗？
会不会有人由此想到荷兰画家蒙德里安的画？把曲线全拉直，把层次变化的色泽平板化成为单一色块，紊乱但有情的偌大世界包含树包含海浪水波包含转动着风车叶片的风（都是他本来最爱、一直画着的东西），最终连隐喻连象征连符号都没剩下，成为一张又一张压克力板或地铁图模样的东西。蒙德里安后来尝试使用较明亮的颜色乃至于光点，但这丝毫安慰不了我们满心的荒芜也救不回画的虚无。拉直、简化、固定，源自于我们不够完美的思维能耐，是我们想进一步认识事物（尤其寻求某种通则时）通常被迫实行的方法，因此，它宁可是不得已的，也不要是过度兴奋的；宁可每多往前一步都更迟疑一下、多意识到危险一点，而不要是加速的、理所当然的。
直线其实是曲线的隐喻，或直接说就是曲线的“速记”，本来为的就是努力保存着曲线的轨迹、形态和意思，更为着我们得以在总是有限的时间和思维容量里尽可能不遗漏的画成、并同时呈现更多条曲线；简化是高度精确的思维作业，为的是掌握繁富丰饶。而且，所谓事物的核心是一种认识概念，取决于我们一次又一次不同的疑问，绝不等同于固定的物理性中心，苹果核并不必然比果肉更深奥更高贵更美丽，除非你的疑问恰恰好是生物的传种繁衍；我们所住的地球最深处也不存在足以解释我们缤纷生命的奥秘，事实上那里除了高热的、磁化的、沉重无聊的铁浆模样东西一无所有，只有极少数地质学者、物理学者不得不感兴趣。
曹操的《短歌行》当然不是蒙德里安的画，这么说吧，它比较像京都——日本这座一千两百年的绝美古都是人刻意建造出来的，起始于见了鬼、为躲避宫中鬼魂纠缠逃出奈良的桓武天皇，但这个原名宇太村的人造京城其真正形制是稍后学长安城整理起来的，街名一条二条三条到九条依数字排列呈方格子状；也就是说，这个最华美也最鬼影幢幢的古都有着全日本最呆笨而且名称最土气最没想像力的街道。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这只是京都最基本的骨架子而已，并非其内容，有机生命的进展不能也不会如此循直线往前走，真正的京都在哪里呢？老京都人会说，在那些“鳗鱼一样曲径通幽的人家巷闾之中”，就像同样蜿蜒千年于城中、谁也切割不了的洋洋美哉鸭川。生命是曲线的、连续的而且总会找到它要的缝隙，只要我们不消灭它，给它足够的时间。
我们一样很容易在格局方正的《短歌行》中找到这样一道又一道看似直线的隐藏曲线，找到一条一条鳗鱼，看得出来写诗的人胸口满溢，悲喜交集，心思游动得很厉害很辽远，酒精大概也发挥了一定的助燃推进效果，跟汽油一样。写诗的人应该不是平常人，他站在一个比平常人稍高的位置；而且显然还正杵在一个稍高的生命时刻，踌躇满志，因此说是霸图如梦赤壁战前的曹操相当合理。星辰下，涛声里，他时而在晏饮欢快的当下，时而半窥探半言志的看向仿佛已伸手触摸得到已近乎实体的将来，却在过去的时间里逃逸得最远如同迷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我们不晓得两千年前当时人们有没有我们这样的传闻，说人在单身面向着死亡那一刹那，人的回忆就像是这样子，把他自己活过的每一刻巨细靡遗的重演一次，或更神奇更难言喻，线性的生命像一张同时而且完整打开的大图呈现于眼前。因此，真要说这首诗有何不祥，它最不祥之处就已在这里了，在于人心里忽然装不下盛不住如涌泉的太多欢快，在于此时此际确确实实但不知驻留多久的幸福时光，在于一定发生了什么事的繁华，你要不要就此放松开来顺流而去呢？至于后头月明星稀那四句一组，我猜那只是当时真的发生的事，一只大鸟忽然嘎嘎向南边飞走，把人从迷醉中打断，明月一轮，江风清冷，人抖擞一颤，世界恢复成它现实的偌大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