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无神论者 精彩片段：
九 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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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现代世界大片大片的地方已经变得丑陋不堪，人们可能会想，我们周围的东西看起来像个什么模样，写字楼、厂房、仓库、码头的设计在直接所有者或使用者之外，是否还能博得其他人的关注，这些都还有意义吗？一般给出的答案必定是“没有意义”。的确，过分敏感地注视我们眼前的任何东西，是愚不可及、反应过度并且终究危险的，要不，我们一辈子多数时候都会闷闷不乐。
单纯从法律角度看，物业开发只不过是私有经营的又一个领域而已。重要的是谁拥有一片土地，而不是谁被迫去观望土地上建造的东西并因此而心里不痛快，法律体系并不关心过路人的心理感受。假如你抱怨说一座塔楼或者一家汽车旅馆触目惊心，这种苦恼可不是当代规划者们能够得心应手地加以重视并且处理的。当今的景观实在让我们别无选择只得盯着自己的脚尖，而就对如此景观的宽容而言，现代世界绝对称得上惊世骇俗、放任自流，恰如基督教的“新教”（也称“抗议教”）派别。
当新教于16世纪上半叶在欧洲北部得到确立时，它表现出了对视觉艺术的极端敌视姿态，天主教因其建筑物的复杂繁琐和富丽装饰而遭到攻击。约翰·加尔文强调：“任何人要想通达造物主上帝，他仅需《圣经》来充当自己的向导和教师。”他的话表达了这个宗教新派别中许多人抵制审美的情绪。对新教徒而言，落在纸上的文字才是重要的，考究的建筑并不重要，文字足以带领我们通达上帝。凭借一本《圣经》，即使身处家徒四壁的房间也能培养献身精神，而且可以跟在镶嵌宝石的大教堂的中殿里做得一样的好。况且，据说富丽堂皇的建筑物，由于感觉上的琳琅满目，反而存在着让人分心走神的风险，并会使得我们将美丽置于神圣之上。新教改革家们主持过多次“倒美”活动，他们砸碎塑像、焚烧画作、粗暴地割去石膏天使的翅膀，看来这一切并非偶然。
与此同时，宗教改革家们约束自己的建筑师，只允许他们设计简单朴素的棚顶房，不过为了在自己朗读《圣经》时能让信众避雨遮风而已。据说，身处这些简易房中，人们不会去多想所在的建筑，因而也不会因此而分散注意力。
没过多久，天主教便不得不作出回击。继1563年天特会议后，教皇颁布敕令告诫道，与新教徒亵渎上帝的说法相反，大教堂、雕塑、绘画实际上都融会于一个总目标，即保证“引导并巩固民众的习惯，使其心中牢记并不断地重温宗教信条”。神圣建筑物根本不会分散注意力，倒可以向人提醒圣主的真理，它们是用石头、木材、五彩玻璃写就的奉献诗篇。天主教会为了充分灌输这一主张，还启动了一个巨大的建筑和装饰项目。紧挨着改革派那些暗淡无色、了无特点的厅堂，他们现在建起了一批宏大的建筑物，希望借此把激情重新注入遭遇挑战的信仰。于是，天花板上布满了天堂的各种景象，壁龛中挤满了各种圣像，墙壁上贴有灰泥线条，其下的壁画则描绘了耶稣周围的种种灵异事件。
若想体察基督教两大派别之间出现的审美鸿沟，我们只需比较双方的教堂即可。一方是德国托尔高市位于岩石城堡的教堂（1544年），这是现存最早的新教小教堂，另一方是罗马的耶稣教堂（1584年），它的中殿拱顶绘有《耶稣之名的胜利》。前者的节制、严肃与后者的狂喜、华丽形成了鲜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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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在为建筑的重要性进行申辩时，讲到了一个涉及我们身体机能的道理，颇为动人也颇为惊人。它的意思是，人类的苦恼在于会对周围事物过度敏感，我们会注意自己眼睛看到的一切并会受其影响。这个弱点新教也经常提到，却希望视而不见或者漠然处之。天主教提出的一个重要主张则是，我们需要在自己周围拥有好的建筑，这样才能成长为良善之人并且保持这一状态。
天主教崇尚美，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柏罗丁的著作。柏罗丁在公元3世纪明确地将美与善联系起来，在他看来，周围环境的特质具有影响力，因为美的东西远不是无缘无故地、不讲道德地、自我放纵地“有吸引力”。“美”涉及并向我们提醒诸如爱、信任、聪慧、和善、正义等美德，它是“善”的物质性体现。按照柏罗丁的哲学，如果我们研究美丽的花朵、廊柱或者椅子，便可以发现它们具有与道德品质直接相仿的某些特质，这些特质通过我们的眼睛能够强化我们心中的同类东西。
自此往后，柏罗丁的主张促使人们强调应当严肃地看待“丑陋”现象。丑陋远不是单纯的难看，经过重新归类，它被视为属于邪恶的一种。凡是在伦理层面令我们感到恶心的那些缺陷，必定同样可见于丑陋的建筑物。就如对待人一样，我们也可以用野蛮残暴、玩世不恭、洋洋自得、多愁善感等词语来描述丑陋的建筑物。进而言之，人们也很容易受到建筑物所传达信息的影响，正如居心不良的熟人会轻易地影响我们的行为。坏建筑物和坏人一样，都会为我们心中最邪恶的一面敞开大门，二者都会以微妙的方式诲淫诲盗、陷人于不义。
当然，也决非偶然的是，正是在欧洲的新教国家首先出现了那种极端的丑陋性，此种丑陋随后则变成了现代世界的典型状态。曼彻斯特、利兹之类的城市让其居民忍受着迄今为止无与伦比的丑陋，仿佛是为了充分地验证约翰·加尔文的观点：建筑和艺术不会对我们的心灵状态产生任何影响，只要手执《圣经》，即使身处贫民窟的危棚简屋，即使前面就能望见敞开挖掘的煤矿，一个人照样能够心满意足地过上圣洁的生活。
这种意识形态并非没有遭到挑战，天主教即再次出手作出了抵制。当19世纪建筑师奥古斯塔斯·皮金考察工业化英国新的地貌景观时，作为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不仅抨击了其外观景象，而且抨击了其摧毁人类精神的能力。他用两张对比明显的画面，先是展示了15世纪关注审美的天主教体制下一个想象中的典型英国村镇，然后展现了四个世纪后即他所处时代，新教体制下压制人性的济贫院、作坊和工厂肆意毁坏一方水土的景象。皮金以为，新教直接助长了那种肆无忌惮、泛滥成灾、对开发商则是从此可以随心所欲的理念，即人们可以摧毁一个城市的外貌景观而同时一点也不会伤及当地居民的心灵。
假如批评皮金教派色彩太浓、审美观点有点捕风捉影，那当然非常容易，可是，更令人气馁并引发忧虑的可能性却是，他本质上没有错。即使不在对新教徒的攻击上，至少在关于视觉形象会对我们产生影响的判断上，他还是对的。如果我们的心灵不仅仅容易受到自己所读书本的影响，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们同时还受到周围住宅、医院、工厂的影响，又该怎么办呢？我们从此不就完全应该起而抗议和反对丑陋吗，而且，虽然障碍重重，我们难道不应该努力建造一些体现“以美促善”原则的楼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