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崖边的树 精彩片段：
文学行旅，小说中华
《诗经》的逃亡
——阎连科的《风雅颂》
《诗经》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搜集春秋时代近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以体类可分为风、雅、颂；以修辞则可分为赋、比、兴。这些诗歌大多产生黄河流域中游，或为民间喜怒哀乐的表征，或为贵族宗庙仪礼的演绎，在在显示早期华夏文明的丰富面貌。
相传《诗经》由孔子所删定，从而建立了儒家诠释的正统。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我们可以想象老夫子埋首千百首原始歌谣，为了这个那个原因，最后筛选出理想的篇章。但除了入选的三百零五篇外，被淘汰的数字必定远远超过于此。这些诗歌究竟吟唱了些什么？它们都到哪里去了？
阎连科最新的小说《风雅颂》就发出这样的大哉问。但在提供答案之前，阎连科先让我们回到当代。他的小说发生在虚构的学术首府清燕大学，故事的主人翁杨科是个《诗经》专家，刚刚完成得意之作《风雅之颂——关于〈诗经〉的精神本源探究》。但就在他拎着书稿回家的那天，一开门却撞见他的老婆——也是大学教授——正和学校的副校长光溜溜、赤条条地在床上成其好事。
这一章的标题是《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孔老夫子赞叹此诗“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宜为《诗经》之首。阎连科却掉转矛头，告诉我们今天的雎鸠分明就是白昼宣淫的、有学位的野鸳鸯。然而我们的《诗经》教授虽然捉奸在床，却反而自觉理亏似的。副校长已经开出遮羞的条件，他倒一脚跪在老婆和情夫的脚下：“请你们下不为例好不好？”
《风雅颂》的第一章因此明确写出了此书矛盾的基调。作为一本暴露学界以及社会怪现状的小说，阎连科的讽刺批判意图呼之欲出。近年大陆颇有几部批判学界的作品，如《围城续集》《桃李》《欲望的旗帜》等，走的基本是钱锺书《围城》的路子，笑而不虐。阎连科所有意无意呼应的则是晚清种种以“现形记”为名（《官场现形记》《学界现形记》等）的传统，以夸张的形式、匪夷所思的情节游走尺度边缘，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也充满攻击性。
但另一方面，主导叙事的主角杨科的姿态和意识却又显得暧昧被动。阎连科有意选择第一人称“我”作为叙事观点，又奉送自己名字的一部分（杨“科”），显然不无认同的意思。这杨科来自农村，因缘际会成了知识分子兼名教授女婿。他自卑自怜，却不脱浮夸虚荣的习气；耽溺于梦想狂想，却缺乏承担的勇气。行走在最高学府里，他其实患得患失，总有进退失据的恐惧——也果然进退失据。他是个奇特的忧郁人物，一个让人也让自己哭笑不得的丑角。
《风雅颂》的故事就在这一张一弛的风格中展开。杨科虽然学有专长，但是他的课程乏人问津，远不如他那教影视研究的老婆。他被戴了绿帽子，反而成了下一波校园斗争的牺牲品。他被送到精神病院疗养，对着一群病患讲授《诗经》，居然大受欢迎。他逃回故乡河南西部的耙耧山区——也是阎连科的故乡——埋首《诗经》研究，和曾背弃的旧情人重续前缘，未料又陷入了乡镇的色情世界。而《风雅颂》的精彩部分从这里才真正开始。
阎连科是最近十年来中小学说界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莫言、苏童、余华、贾平凹、王安忆等人的作品早已流传海外，广受读者欢迎。阎连科和这些作家谊属同辈，但一直要到九十年代才开始受到重视。阎出生于河南农村，其作品多半反映了农村和军队经验，不脱现实主义路数。九十年代末，阎的风格丕然为之一变。在《年月日》里，一个老农在荒年里为了保存最后一棵玉米苗，不惜以肉身作为玉米的肥料，成了他要栽种的粮食的粮食。《耙耧天歌》里，一个老妇的四个儿女都有智力残疾，相传只有以亲人骨头入药，才可能治愈。她掘坟开棺，挖出亡夫骨骸，作为一个女儿的药引；最后她又安排一切后事，自杀而死，好让其他子女也能吃到骨头。到了《日光流年》里，一个豫西山村因为水源污染，世袭一种怪病，逼得村人以男卖皮、女卖身筹钱筑渠，引进活水。然而所有努力终归一场徒然。
这是阎连科的世界：荒凉的山乡，愚昧保守的农村，世世代代为了苟存性命而挣扎的中国人。他们的郁闷与不甘让他们铤而走险，却仍然难逃宿命。然而如上述的例子所示，他们的行径如此决绝，竟然触动生物锁链的裂变，以及伦理秩序的违逆。一种难以名状的荒谬感因此而生，其极致处，生命变调，文明退位，各种各样的死亡成了既恐怖又魅惑的奇观，令人无言以对。然而阎连科提醒我们，同样是在这片穷山恶水的所在，远古的黄河文化落地生根。《诗经》的抒情底蕴，其实潜藏着残酷的、天地不仁的讯息。
新世纪的开始，阎连科又推出《坚硬如水》《受活》等小说。《坚硬如水》重写一场发生在宋代理学家程颐、程颢故乡的血腥暴动。“痛史”类的小说我们看得多了，但阎连科出奇制胜，话语和行动融合为一，形成诡异的招魂闹剧。而阎让一对男女坏蛋权充主角，并让他们造反之余大做不伦之爱。《受活》则描写一个非残即伤的村落组织伤残杂技团巡回演出，竟然一炮而红。
阎连科的新风格至此已经有了轮廓。阎的批判精神让我们想到“五四”以来的人道写实主义，但他显然意识到以往的呐喊或唏嘘已经不再能应付现状。他从而放纵想象，以荒诞写荒诞，凸显现实不请自来的欲望，除之不尽的“恶声”。身体的扭曲、变形、色情化是他常用的手法；笑，而不是泪，是他诉诸的阅读效果。如果掉弄书袋，我们可以说阎连科作品所产生的狂欢冲动超越了巴赫金的嘉年华视野，逼近巴塔耶所论的死亡的高潮。
《风雅颂》的出版特别受到瞩目。蛰伏一段时间的作家重新出手，是否有了不同策略？这一回，阎连科揭发教育界、知识圈的黑幕，想来要得罪一大群人。阎自谓不是大学的一员；他只是希望借着“大学”所树立的崇高标准，对自己和千万像自己一样的文化人，做出严格的批判。然而借此喻彼，他哪里能全身而退，更不必说今天的大学形成另类病态大观。阎连科笔下的男女夫子们乱搞男女关系，结党营私，剽窃造假，左摇右摆，蝇营狗苟。他们更擅长的是摆出道学面孔，自欺欺人，是一群不折不扣的伪君子。